监狱不象监狱，劳改队不象劳改队，集中营又不象集中营。既无管教干部，又无持枪狱警；既无高墙电网，也无枷锁刑具。它和任何的公检法机关没有丝毫的联系，甚至它的抓捕、抄家、关押、批斗、审讯等行为，也未向任何上级机关批报和备案。这算不算法制史上的一个创新----“牛棚”。“至于各地牛棚的”地方特色，恐怕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而我们这所中学的牛棚与其他牛棚的共性，有几点不防一记。一是限制人身自由，已如前述不再重复；二是与大众隔离，大小会都不准参加。麻烦的是运动之初开头几次并不通知被圈定的专政对象，等你到得会场，临开会时，猩猩等人才在大会上高声宣布：“陈光楷、蔡尚儒、刘建宁、郑启明，四个牛鬼蛇神，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的集会，立马滚出去，”经过几次“划清界线”的羞辱，以后四人就知趣地自我隔离，凡遇集会不再参与，自然也无人问津。三是强制劳动，除接受批判、游街、写检查外，大量的时间就是缚束在学校十余亩土地的农业活上。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就形成了一个牛棚里四个人特殊而奇怪的群体。他们患难与共，相互激励，苦中作乐，别有洞天，与外面严酷的专政气氛对照却是自由而宽松得多，此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也”。譬如说吧，陈光楷说他每次收工回家，并不喊门，只需拿出揩汗毛巾来“叭叭”地往身上拍打几下泥土，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便会闻声开门，十分默契。蔡尚儒却说，“你这样就把丰富多采的生活单调化了，要我是你那就在门外叫板：‘母亲，开门来’！下面定能引出如下对白：‘孩儿回来了？’‘回来了’，‘今日斗争会上我儿可曾挨打？’‘儿的腰杆弯痛了啊！’‘喂呀，我苦命的儿呀……！’边说边比划，道地的京腔。牛棚文艺节目，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事后在老陈家门口锄地歇晌时，蔡尚儒把这笑话讲给他母亲听。这位七十余岁的山东老区支前模范，笑过之后随即又不无感慨地说：“我心里倒真有这样一出戏呢？特别是赶场天游街的时候，”说完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又有些忧戚。原来笑和哭，喜和忧，得和失，竟然可以这样辩证地相互转化着，统一着……。
　　最难忘的是夺权前的那几场批斗会。“风雷激”的“革命小将”们，为了显示夺权的“正义性”和他们“革命的坚定性”，自然要展示他们兽性的最高水平，据说这叫“革命行动”。四个牛鬼蛇神的腰要弯来小于90度，双手要伸直举过头顶作投降状，这叫投降式，据说是“喷汽式”的进一步发展。不消说，头发有的被剪去半边，有的逢中剪出一条沟，有的一处剪一撮，犹如蜂窝状，这谓之阴阳头。口中要含着稻草。最难忍的是，一押到批斗会台上，就要做出投降式接受批判者又臭又长的发言。此时牛鬼蛇神们才体味到什么叫腰酸臂痛，度时如年。而且只要稍微伸伸腰杆，姿势有点变动，头上就要重重挨几下，起个青色。这时唯一能够得到的救星是，若有人点名发言批判某某，如说“今天我要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光楷。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旁边押解陈的小将就抓住陈的头发，把头拧起来亮相，陈的腰杆也趁此机会伸一伸，此时全身血脉贯通，酸痛顿消，精神也为之一振，如饮甘醇-------好舒服啊！这样被点名的次数越多，伸腰的机会就多，舒服的机会也就多。如此看来，罪大恶极，民怨沸腾者反倒因祸得福了！
　　第二天干活休息时，四个人又聊开了。还是多嘴的蔡尚儒先说：“你们知道么，世界上鹦鹉说话比赛，得金牌的鹦鹉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呢？其他的都是说一般的‘你好！’‘几点钟啦？’‘吃过饭了吗？’或者背几句诗歌，警句，并不能引起评论家和观众们的注意，唯有一只鹦鹉，轮到它上场时，高视阔步地走出来，然后感慨万端地说：‘我的天，这儿这么多人啊！’全场哄然，一致评它为冠军。昨天晚上当他们抓住我的头发往上一提亮相时，我就想起这句‘我的天，这儿这么多人啊！’”大笑过后刘建宁却有些悲哀而又嫉妒地说：“昨天晚上我才得到一个人的发言批判，所以只伸了一次腰，你和老陈多次伸腰，倒安逸哩！”郑启明也有些醋意地说：“我也只得两次，以后是不是多动员几个人声讨我。”“用不着了，‘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天地间没有不散的筵席，浮云终归会散的，长安也是要见的”。蔡尚儒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些做法都不符合党的政策。什么牛鬼蛇神，老子们才是真正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的。”刘建宁说：“这几个人谁的工作不好；谁的教学业务差；谁对教育事业不是忠心耿耿；而今倒落得个学而优则打，教而好则斗，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记得一九五0年贵州匪患猖獗，我们部队在九龙山剿匪的时候，我是连的文书，一次在一根山墚上我们连被将近300多土匪包围，我们苦战、恶战，目的是将土匪们拖住，待大部队援军到来一举将他们歼灭。由于山路崎岖，援军推进迟缓，我连形势危急，连长命令我将随身携带的文件销毁。我们上上下下作了决一死战的准备。事后援军到达，全歼了土匪，还活捉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匪首，可是我们连长和几名战士也英勇就义，至今我怎么也忘不了连长那镇定自若，从容指挥战斗，视死如归的目光。我就是那次战斗后被发展入党的。转业后我勤奋学习，在原有的初中水平上不断提高而考上大学，工作后几次当选为省优秀教师，难道今天我还能丢掉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荣誉，忘记这段生死考验的历史来反对我们党么？‘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这是一种实战的心理总结，部队里都这样讲，这能捞着什么稻草呢？‘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讲到南宋历史的时候，我引用了岳武穆坟前的这副对联，运动一来，学生中的几个小扒手就把这类课堂上的讲课内容作黑材料在大字报上抛了出来，就说是散布封资修黑货，为帝王将相唱赞歌，就构成了我的一条罪状，难道向外敌投降，甘当亡国奴才算英雄么？是好样的来面对面地让人把话说完，辩论一下。唐明甲，紫嫂、猩猩等是一群什么东西？历史将证明他们是一群跳梁小丑！老子倒要睁起眼睛看看，谁笑得最晚，谁笑得最好！”“问题恐怕还不在那一句话，和这类讲课内容，而是你我几个不识时务才被划进了专政对象的框框中，须知，一入框框就在劫难逃。还记得在选举文革小组长时么，偏偏就我们四人都没有投唐明甲的票，还公然站出来说明反对的理由，对他历来的作为又都大不以为然，看清了这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扒手，所以才招来这场横祸。”郑启明说，“不过经历这段磨难，倒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前几天我曾经想过，西方谚语说，只能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当前这样的人格侮辱，这样的精神摧残，这样的肉体折磨，到底是为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转念一想，很快地打消了这个轻生的念头，并认为这个想法实在是既可怕而又愚蠢，还记得我们去年种的大头菜（蔓菁）么，收获的时候把它堆在一间黑屋子里，等待加工。几天过后，开门一看，有一个现象让我惊讶了。原来屋子里唯一能透光线的地方，就是屋顶上安的几块亮瓦，而在亮瓦下的大头菜，竟借着那透过玻璃的微弱光辉，重新发芽滋生了，离亮瓦远的也要把嫩芽弯过来趋向阳光。生命是多么顽强而神奇的力量！大头菜尚能如此，何况人乎？假若我们自杀了，唐明甲反倒有了政治资本，‘看啦，畏罪自杀，这本身就是反革命行为！’”这岂不是自己割血管把鲜血放出来给他染红顶子么？父精母血，俗语说一世人生万劫难，父母交欢的时候，父体射出的千万颗精子，其中只有最活跃的一个，至多两个能够捷足先登，使母体受孕，才有了我们，几十年的成长，深造，好容易才成了独当一面的干才，这能轻易让恶棍们利用来作往上爬的垫脚石么？这倒不是宣传活命哲学，问题是这种死的价值在哪里？我还记得上初中时，正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这部法规体现的新颖的革命观点和内容，大家学习后，耳目一新，茅塞顿开，就象学习土地改革法一样，深感前所未有的畅快。原来公平，合理、人道、精神的解放，就是以这样具体的形式降临人间的。暑假我们志愿组织了下乡宣传队步行到近百里的一个小镇上，扛着红旗，拉着横标，打着腰鼓，仅管烈日暴晒，天气奇热，来听我们宣传的农民兄弟姐妹，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多达近千人，把街心都阻断了。毫不夸张地说，由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左右，一部婚姻法我从头至尾，侃侃而谈，具体生动地逐条讲完。我们的听众稳定，守秩序而又专注。讲完下台，我才发现，太阳已经偏斜，我的整个背心都被汗水湿透了。这下可苦了腰鼓队的同学们，他们用既抱怨而又无可奈何的眼光看着我。第二天开总结会时，有人就提意见说：‘郑启明以后宣传时，还是把时间缩短点，天气炎热，我们受不住’。另一部分人却说：‘我们是来宣传的，只要人家愿意听，我们就应该讲。昨天我看秩序好，效果好，能达到我们来的目的，就应该这样坚持下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谁给我什么报酬，谁给我什么荣誉？土改，合作化，我们都是这样一往无前地过来的。心地的纯洁，有如深山中的清澈泉水，天日可鉴！当然，我没有过刘老师那样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经历，但这种赤诚与追求却是和他一致的。今天怎么一夜之间就站到了敌对阵营去了呢？想来历史不致于就这样匆忙地作出结论吧？”他的口吻是哀怨中带着期盼。“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本来是南宋词人柳永写男女间的爱情苦恋的。”陈光楷说，“其实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苦恋，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使五九年饿饭，半夜就被饿醒过来，即使今天不被人理解，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儿，受尽凌辱，我们中又有谁想去叛国投敌或违法乱纪呢？全国广大的知识界，又有多少人去甘心作汉奸，引狼入室来颠复这个先人梦寐以求而赢得独立的国家？我敢保证，今天纵使被硬推到坏人堆里去他们也决不愿去干坏事。这倒不是封建愚忠，而是相信党的过去，自然也相信党的未来。这大概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作为领导，恕我直言，你们过去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们来学校后的教学业务和为人，我也清楚，现在贴你们的大字报，收集你们的那些黑材料我都明白，我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些无限上纲，断章取义的东西最终都只能烟消云散！我们都是天底下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最好的知识分子！来日方长，就等着施展才干的一天吧。什么解放不解放，1949年早就解放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凭我多年做领导工作的直觉，我们终归会被理解的，那只是早迟的事。”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唐明甲、猩猩等操纵的“风雷激”一伙，只是看见这几个人任你折磨，不单不病不歪，精神不萎糜，反而红光满面，心宽体胖，市场上买不到香烟，白酒，而他们却不乏烟抽，不乏酒喝，又据可靠情报说，家里鸡鱼蛋面，吃得忒好（四人工资在全校最高，家里又把他们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干活时谈笑风生，其他人一走近就默无声息。于是猩猩在一次学习班训话会上，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结成死党，搞地下俱乐部！你们一月拿多少钱？做好多事？”事后刘建宁忿忿地说：“死党就死党，俱乐部就俱乐部！拿好多钱，你还不是干瞪眼，看到就看到。十六条说，真正的右派都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何况老子还不是。至于做多少事，将军扛大炮，还不是你们安排的？再说这样多人成天瞎胡闹，无所事事，而我们的庄稼却是全区做得最好的，没有愧对每个月的工资，有什么不心安理得？”
　　当然，说是说，做是做，这四个人在以后的劳动、生活、特别是涉及一些禁区话题的交谈中，也尽量注意避免一些嫌隙，装出“认罪服法”的样子，以免吃眼前亏。不久，因为学生上山下乡，除了这四个牛鬼蛇神及少数几个职工留校外，大多数革命教职工，都去忙于联系知青点，作学生，家长的动员工作和组织欢送会去了。据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六大新生事物之一，必须举双手赞成，全力以赴支持的。那么这“挂起来”的四个牛鬼蛇神呢？校革委会就交给秦殿卿去管，这一则可能是因为他在司管区给国民党看押过新兵，经验丰富，看这几个人不在话下；再则可能考虑到他家庭困难，不下乡也少些开销。他虽属革命左派，有权监视阶级敌人，但却没有特权轻视劳动，逃避劳动，何况是在这一群书生跟前，自己的底细别人也清楚，于是上任第一天，也扛上一把锄头跟着这四人一道下地锄草了。当时已是夏季，正当薅包谷的季节，烈日炎炎，灼热难当。薅草这活是在地里列成横队，一人管两行禾苗向前松土推进的，若是体力不支或没有经验手脚迟钝者，不是伤了禾苗，留下了草，就是进展缓慢，明显地拉在别人后面，就象长跑比赛中，被甩得很远的尾追者，自己也不好意思，只得奋力地拼命往前赶，或者利用休息时间，把未薅完的补上，否则不单庄稼地难看，连自己脸上也无光。如今这四个牛鬼蛇神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谋而合，刚一下地就把秦班长放在中间，左右各两人将他包夹起来，然后展开了一场，“右派围攻左派”，“被专政对象围攻专政者”，臭知识分子围攻劳动人民”的滑稽场面。但见四人银锄飞舞，技艺精炼，嚓嚓作响，汗滴禾下。秦殿卿哪里是这几个“劳改犯”的对手！眼见要落后了左右两人又越位帮他薅上几锄，让他赶上来后，又自己往前锄，就象有经验的长跑运动员戏耍刚上场的新手一样。论体力，论营养，论经验，论适应性他怎么也不能和四人相比，只一个上午就打了退堂鼓，下午借口革委会对他另有安排，就再也不来行使光荣的管教职能了。正是，以毒攻毒，摆脱监视，苦中作乐，又一大发明，此后俱乐部就更无羁绊了。
　　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虚虚实实，善善恶恶，是似而非的消息与舆论也在这四人中不胫而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特别偏爱。而是文革这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压抑，特殊的封闭而造成特殊的敏感和特殊的传播渠道。小道消息与大道消息并存，而且有小道压倒大道之势。试想物质生活的短缺与精神生活的单调、贫乏、空虚，焉能不使人想入非非，另辟蹊径？俗话说，猫儿不在家，耗子打翻叉，即使猫儿在家，耗子也会通过十分狡黠而隐蔽的方式来打翻叉。很多消息在社会潜流中传播着，自然也在这四人中传播着。诸如美国阿波罗号已经发射成功，人类足迹已经踏上月球；诸如台湾经济起飞，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已远远高于大陆；诸如“伟大的文艺旗手”据说因为锋芒毕露而过分跋扈，已经不得人心而且可能翻船；又说某老帅被批斗时，其折磨手段如何吓人听闻，令人发指；又说某位新提拔的领导人，竟不知李时珍为明代人，当一个外国访问团，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及这位世界知名的药物学家时，这位领导竟当众询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请站起来！”这创造了外交史上的空前笑话。至于省里，县里，区里派性斗争的尔虞我诈，风云诡谲，丑闻迭出更是丰富之极。但四人传播这些消息、佚闻时，都共同遵守一个不成交的规钜：即决不说明消息来源，而且哪里说，哪里丢，事后决不认帐。但每每对此类消息评论感慨之余，无不忧心忡忡，有时尖锐抨击之后，无不疑窦重重----文化大革命有必然的动因要求吗？它的理论基础有科学依据么？现实的破坏真就那样值得吗？将来的后遗症又如何消除呢？议论广泛，言辞尖刻，心照不宣，互抱成团。看来猩猩把他们划为“地下俱乐部”倒并不冤枉了。一天陈光楷不无忧虑而警觉地说：“我们当中谁要是当了叛徒，卖友求荣，把这些言论捅出去，向唐明甲等政治扒手们献宝，那轻则坐十年八年牢，妻离子散，重则人头落地，永世不许翻身，这并非言过其实，耸人听闻。”
　　这种耽心，也许被陈光楷过分夸大了。看看农村，我们党依靠的基本群众----贫下中农那里，事情不单不那么严重，有时反而显得轻松许多。一天，陈光楷挑着校园生产的麦子到面粉房去加工，排好队他坐在麦挑上等着。前面有几个农民也来加工，闲着无事。他们就在那里聊天，加工房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副统帅的标准像，旁边的一条标语是“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一个中年农民竟指着这幅像议论道：“看他龟儿这副奸臣样子，我们国家怎么不乱？怎么搞得好啊？”另一个老年农民说：“给老子少说些，当心祸从口出！”“怕个求！你看倒，是不是奸臣，迟早会报应嘛！”中年农民答道，口气那样地平静，竟象说一般的家常话。陈光楷赶紧趁人不注意，走出加工房……。以后，四人悄悄议论此事时，陈光楷感慨说：“吃半斤盐巴的没有瘊（盐过量中毒），吃两钱盐巴的反而瘊了，这些话要是出在诸位无论哪个嘴里，不招来杀身之祸才怪呢？”沉默半晌，蔡尚儒说：“这就叫做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扒手们在进行扒窃时，首先是看看别人兜里究竟有没有钱，然后才下手，这叫踩点，聪明的商人是会把大宗的钱和小宗的零花钱分别怀揣的，他们还专门特制了一种荷包极多的防盗内衣。现在责骂‘当然接班人’的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民，也算基本群众中的贫下中农，看来他可能没有遇到政治扒手，或者即使遇到了，扒手们早已明白，他光棍一条，身无分文，利用价值不大，扒也无益，于是听见了也装没听见，大家都来个举重若轻，相安无事。据我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没有那么轻松。有一个干部下乡工作，正赶上那个公社来了省委工作队，食堂每天开饭时，一日三餐，工作队员们都要在毛主席象前表忠心，做三件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缰；读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宣誓，这一切完毕再吃饭。我们的这位下乡干部却十二分地不以为然，并多次公开地在人前说：“吃饭要么去早点，趁他们还没有来；要么去晚点，等他们已经吃过了，否则这种无神论者的祷告，看得人心烦”。仅这个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因为省委工作队认为他极具利用价值。你没有看见唐明甲利用宝像事件为他侄儿逼婚的事情么；若不是为他侄儿能娶上媳妇，就是有人用一捆报纸垫背篼，恐怕他也无心管哩！最富戏剧性的事也就出在同一个公社里；有一个火炮匠，他看见新华书店积压了很多毛主席像，他便买了一捆来做鞭炮纸，很快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究其真正的原因是，一个公社干部的独生子想娶他的女儿作媳妇，多次提亲不成，便招来这场横祸。所谓财不露白，以后大家身上少揣些钱，或者干脆哭穷，装憨得顿饱，人前不要夸夸其谈，显得很有政治头脑，反正穷光荣，无知光荣，已经成了当今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