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三十余人的一群中年男女，由一个豪华的饭店里出来，嘻嘻哈哈，有的互相开着玩笑，有的低声交谈，有的剔着牙缝，漫无目的地边走边看。忽然其中一个说：“到‘月照西厢’跳舞、唱卡拉OK去！”另一个却说，“那些地方名声不好，人员混杂，费用又高，去干什么？我新近才装修的客厅，高级组合音响，你这十多对人跳舞不成问题，干脆到我家去。”说话的人语气果断，显得很有见地。由他笔挺的西服和脸上清晰的轮廓看上去，说明他的话是有准备而又可以信赖的。“要得，罗老板说了就算数，罗公馆开路的有！”又是一阵哄笑。
　　母校四十周年校庆，同班同学借机聚会，气氛轻松、活泼，大有倒退三十年，还我少年时代的回归感。于是七嘴八舌，边说俏皮话，边向“罗公馆”走去，这时，也许多数人忽略了一个细节，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准老人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
　　两个钟头后，大多数人尽兴告辞，只剩下三五个舞迷还在客厅旋转。准老人叫唐明甲，是这批学友中学时的授课教师。他没有下舞池，时而看看这个，微笑点头；时而三言两语地与人交谈，但接谈者很快找个借口离开；时而喝喝饮料又心不在焉地拿本杂志翻翻。看得出来，他虽是当年这批学友的老师，却不能形成这个聚会的中心，只尴尬地呆坐着，又迟迟不愿离开。
　　罗老板忙乎应酬了半天，终于有机会在沙发上落座歇歇了，正打开一瓶饮料慢慢地吸吮着，唐老师终于找到了机会，坐近前来搭讪着，问这房子装修花了多少钱；罗的单位效益可好；儿子读几年级了等等。罗老板心不在焉地应答着。唐老师最后终于亮出了此行的底牌“......从前的事，就算了吧......！”
　　没想到罗老板一改漫不经心的态度，放下手中的饮料，语气严肃而又尽量克制地说：“不管怎样，你还是我的老师，今天既然来了，我表示欢迎。本想不再提过去那些令人不愉快，甚至叫人伤感的事情，你却偏偏又要提起。提就提吧，也得有个起码的是非标准。那怎么就算了呢？你们接过文攻武卫的口号，把已经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刘老师拉来批斗，说她是地主婆，结果流产了，这就算了吗？你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弄得个学校，深夜阴风惨惨，就算了吗？你们无限上纲，把几个专政对象折磨得死去活来，就算了吗？你抓学生中的右派，逼得我和几个敢于和你们对着干的人到乡下藏了半年多，回来又经大会小会的批斗摧残，甚至逃亡期间，连国家粮站定量供应的粮食都不卖给，也算了吗？你不单害了你认为是对立派的众多学生，连跟倒你跑，唯你马首是瞻的几个铁杆打手，你也害了他们一辈子。猩猩不敢上街赶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巴夏克你们为他打包票送去参军，长期不敢回乡探亲，后来要复员了，死皮赖脸缠着领导就地安置，原因是罪孽太多，结怨太深，回来后要报复的同学大有人在，以后只好客死千里之外的他乡；班底特回乡后，又参与派性武斗致死人命被劳改，你不是不知道？母校四十年的历史，最血腥、最恐怖、最卑鄙、最肮脏的就是你们武装夺权，大镇压、大清洗的那两年！其中你又要负主要责任。你们黑箱操作、密谋策划、上串下跳，既利用学生的狂妄无知，大搞白色恐怖，而又企图一推了之，不负任何责任，有多恶毒！难道能象你们所说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那只是群众的过火行为’，‘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甚至‘打在儿身，痛在娘心’等混蛋逻辑所能解释得清楚的吗？今天你既提起，而又轻飘飘的一句‘算了吧’，就企图烟消云散得了吗？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法制国家的建立，为了人性、道义、良心的复苏，我侧建议你重新召集旧部，深刻反省一下，这里面的历史经验、人生哲学的道理多着哩！文革后，哲学界讨论‘人性的异化’，发人深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段历史的评述中肯贴切，言犹在耳！难道你个人就能够那样的心安理得么？”
　　音乐停了下来，几个舞迷围了上来，幸灾乐祸地聆听罗老板的鸿篇大论。唐明甲眼见下不来台，只好悻悻的地说：“谈不拢就算了吧”。借口上卫生间，然后就来了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罗老板不愧到大学学了几年哲学，语言的战斗性、逻辑性不减当年嘛”。一个学友如是说。“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眼，他以为恰逢校庆，老同学聚会的喜庆日子里，谁也不会给他难堪。”一个中年妇女说。“问题是明知在这群人里讨不到好处，他还厚着脸皮跟上来干什么呢？”一个戴深度眼镜的小个子说。“我的老夫子，你怎么还象以前那样迂啊！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师专毕业生，论教龄已经三十多年，眼见即将退休，可是连个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还没有得着哩！他不反省自己一系列的表现，总以为是上层路线没有走好，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借罗老板作个跳礅，往上通通气，解决这十多年都叫他苦恼的事哩！”另一个回答说。“罗老板能帮上什么忙呢？他又不在教育口。”没想到眼镜的话刚一问完，竟引起全场哈哈大笑。“迂夫子呀，迂夫子，看来这辈子你这迂腐是很难改过来了。新任的教育局长就是罗老板的舅子哩，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大家又是一阵哄笑。等大家笑完后，眼镜又不无感慨地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传统美德的国度里，师生关系几十年后还这样紧张，倒真是一个悲剧”。稍微静默后，罗老板沉重地说：“今天的事情，严格说来跟尊师重教没有关系。大家想想，当年的在校老师，文革中观点和我们不一致的（就说是派性吧）大有人在，但是桥归桥，路归路，我们今天都处得非常好，见面不单很热情，有事托办还非常认真。他为什么例外，难道还需要我来解释么？”......。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下发了，很快我们这间中学也派进了工作组。二十五岁，出身贫农，阶级觉悟最高，最最最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唐明甲，成了当然的左派，响当当的造反领袖，不折不扣的革命事业最最最可靠的接班人。这是当时的时代语言，集中或分散地见诸于他们的大字报、传单或发言，并非作者赠送的廉价桂冠。果然唐明甲不负重望，一时间成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工作组的策划、授意下，带头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端出本校的“三家村”或者“四家店”，凡在生活中、教学中、发言中、书信日记中，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推测的、梦见的，都可以写大字报，不管涉及谁，越多越好，越尖锐越好，这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唐明甲闻讯而动，通宵达旦地写出了两个专栏大字报，毫不妥协地揭露出了“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前校长陈光楷和“反革命分子、极右分子”前外语教研组组长蔡尚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罪恶言行”。真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其间自然无师自通地运用了寻词摘句，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混淆视听，无限上纲，借他人之口放自己之毒的种种当时通行的手法。大字报一出“让革命群众大吃一惊——原来就在我们身边竟有这样帝修反穷凶极恶的代理人，他们暗藏得如此的巧妙，如此的深，时刻寻找时机，妄图颠覆我们的人民政权，让千万人头落地，吃二遍苦受二次罪的日子，真是不会太远了”。工作组自然大力支持这样的“新生事物”，这样的“革命造反精神”，组织校内外参观，见缝插针地利用各种机会对唐明甲进行表彰，“大树特树这面左派旗帜”。牛鬼蛇神们呢，当然打进啊匹地狱，不准写大字报，不准发言申辩，不准回家和接待任何外来人，不准......。一句话，一夜之间就成了专政对象，漫画式的坏人，被限制一切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所依据的事实呢？当然就是大字报。大字报就是法律，大字报就是判决，大字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砸向黑暗腐朽势力的铁拳头，大字报就是被强奸的民意。工作组把框框一划，发动群众，歪曲真相，几个倒楣鬼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的唐老师，不，文革小组的唐组长，即将出世的校领导（其实已经揽了权）自然就成了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而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由几个教员和少量学生为基础的坚强的战斗堡垒，也就是后来能叫鬼哭神嚎的“风雷激”战斗队。
　　殊不知风云突变，不久气候陡转，内部作了传达，报上也尖锐批判，说工作组执行了一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唐组长被迫向全校师生作检查，最后带着队员，连夜悄悄撤走，就此不光彩地、不了了之地下了台。原来学校的党政领导，早被一脚踢开。学校当即群龙无首，此后的几百师生员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各自纷纷成立战斗队闹革命，什么“飞雪迎春”、“换新天”、“全无敌”、“千钧棒”、“风雷激”等等。这就拉开了派性斗争的战场。最后经过多次的分化、重组，以“全无敌”和“风雷激”战斗队为各自的核心，形成两大对立派水火不相容的壁垒。斗争的方式是贴大字报，散传单，街头辩论，开批判会，揪斗当权派，高音喇叭中相互攻击。最高形式演变成谩骂、哄闹、抓扯、冲击对方的会场、拳脚相加的武斗。而争论的焦点呢，首先是新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地、县革委员，是该保，还是该轰，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对还是错？现已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哪些“货真价实”，哪些“拉一拉就过来”，还可以“解放”等等。这样的吵吵嚷嚷，谓之“不上课的上课”，“一天胜读十年书”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停课闹革命”，前后近两年之久。据说“损失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
　　真是时势造英雄，这期间的唐明甲，使出浑身解数，校外校内找靠山，上窜下跳，拉帮结伙，欲置对方于死地，鞠躬尽瘁，不择手段。出尽风头，只为保住左派桂冠，日后大展宏图。不曾想月满则亏，欢喜老鸦打破蛋；在两派对立达到高峰时候，唐明甲竟干了件利令智昏，埋下日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来。他刻印、散发了这样一分传单，标题叫《风景这边独好》，说的是这次运动开展以来，他们派的队伍如何纯洁，立场如何坚定，革命行动如何彻底，如何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而反观对方呢？阶级队伍如何不纯，哪些人出身如何不好，历史上如何有问题，现实表现如何反动，品德如何败坏。在一次游行时，有人竟喊出了这样的反动口号：“暂时保卫党中央！”“暂时保卫XXX！”“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XXX！”,（注：此处的XXX是指传单作者将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以后凡涉及表述、批判该传单一事，引者均将原文隐去，避讳而写成XXX。为尊重历史原貌，此处亦然。这大概也叫“时代特色”）,是谁喊的呢？传单没有说，也无法指出具体的人来。也是活该有事，这时中央正发布一个文件，其中说，凡涉及恶毒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言论，均不得直接按原文转述，否则即视为有意恶毒攻击。传单这样的无风起浪，这样的栽脏陷害，为此案又引出对立派的《全无敌》一场游行示威和声讨集会来。唐明甲借他人之口，放自己之毒得手惯了，没想到这回自作自受，竟也落得个扒手被捉，偷鸡不得倒蚀一把米。
　　这件事本来已经潜伏下唐明甲在这次政治运动中的危机，但他却百般挣扎，为保自封的左派桂冠，不惜继续奋力一搏。果然机遇很快就到来了，就是弯月亮王驼背八月大镇压的狂飚很快袭来，这是一次由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席卷全省的暴力行为。我校与唐明甲等“风雷激”对立派的学生哪见过这等阵势，“全无敌”等组织倾刻间作鸟兽散。为首的几个头头纵使逃到乡下藏匿也被抓了回来，很受些皮肉之苦，一起被编入“风雷激”设立的劳改队，与原有的老牛鬼蛇神陈光楷等人为伍，被专政而强制劳动。没有了对立派作绊脚石，校革命委员会很快成立，唐明甲顺利完成了靠梭标、棍棒武力夺取政权的园满过渡，成了权倾一时的校革委会副主任（吴部长是主任，已如前述），血雨腥风，日色暗然，万马齐喑，扒手称雄......。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倒也十分有趣。原来唐明甲的一个侄子在乡下务农，生活十分贫困。仅管文化大革命对“四旧”（其中包括旧风俗），革得如此的来势凶猛，但农村的婚姻习俗仍离不开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及索要聘礼等老的一套。年近三十的侄子好不容易说到一门亲事，已经去过三回聘礼，但近来女方家突然变挂，坚持退婚。原因没有明讲，但据可靠消息说是嫌男方太穷。该侄儿正在束手无策之际，有人就给他出点子说，何不找你叔叔回来帮忙拿主意。正当唐明甲得信回到老家去的那天，正赶上媒人和姑娘的嫂子用背篓背着聘礼来退亲。双方谈判自然很不投机，你来我往，吵吵嚷嚷，声色俱厉。唐明甲却一言不发，走近背篓前反复看了看，忽然眼睛一亮，威严地一声吼道：“富农女儿，反革命家属，讨来干啥？”这一声有如天崩地裂，全场哑静。但大家弄不明白的是，说姑娘是富农女儿，倒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说反革命家属，从何谈起？但见唐明甲不慌不忙，从背篓里翻出了几张垫底的报纸，拿在手中扬了扬说道：“这上面有毛主席老人家的宝像”，还有这样多粗体字的毛主席语录，省革命造反派“八•一八“总部早有明文规定，不准践踏毛主席宝像，这该当何罪？现在成了反动富农加现行反革命的双料货。对社会主义怀着如此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漫道说开亲成一家，就是同坐一根板凳我还嫌肮脏哩！闲话少说，明天就叫群众专政指挥部把老头子押到区革委来进行审查”。农村妇女哪见过这等阵势，提起群专更吓得连自己姓啥都忘记了。唐明甲竟不再置一词，拂袖而去。倒是老于事故的媒人见过许多世面，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经多方园场，恫吓，到底成就了这门亲事。纵使姑娘委屈哭泣，但一想到老爹要到群专去的滋味，也只得认命了。西方传说有丘比特的爱神之箭，中国古代传说有月下老人的红绳系足，这些都过于浪漫陈旧，其实几张垫背篓的旧报纸就足以完成促合男女婚嫁的使命了！这是唐明甲在文革中的又一得意之作。
　　紧接着就是忙乎安排学生上山下乡。两派都没讨着便宜。旧生扫地出门，新生还不知道何时招进，学校出现短暂的静穆。但文革中的指导思想“不断革命论”是容不下这种静穆的。九大过后不久，很快又有工作组进驻到县、区机关学校，其任务是对已经成立的革委会进行补台（即改组），并同时批判以王月亮为首，“在全省大搞白色恐怖、镇压群众运动，一时让‘坏人当道，好人受气’，阶级阵线严重不纯，以达惊人地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当时红头文件的原文如此）。树倒猢狲散，我们唐主任很快又成了全校教职工（学生已下乡）的众失之的。黑幕一经揭开，魑魅魍魉就无处藏身了。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几十年的党的道德教育，人心未泯，是非可辩，中央仍具有权威性，文革终究有它的可控性，多行不利，必将遭来千夫所指。这次工作组进校，照旧推行了上挂下联的方法：上挂，系统地散发了王驼背及其一小撮的反动言行材料，作为批判之用；下联，县里的各派头头，区里的吴部长。中学的唐主任，日子就不好过了。学习会变成了座谈会、诉苦会、批判会。只要是不以武力压服，只要是让人开口讲话，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只要是用基本的是非曲直来衡量人们的言行，前一阶段的阴暗丑陋就无处藏身了。教生物的刘江媛老师，有三十多岁，性格内向，心地善良，教学认真，业务精熟，很受学生欢迎。二十八岁才结婚，且不愿立马生育。文革一来，她不愿抛头露面与别人产生隔膜，更不参与派性斗争，这在当时叫做逍遥派。运动初期唐明甲就贴了她的大字报《揪出暗藏的地主婆刘江媛》。据说经过调查土改时刘的年龄已近十八岁，并且在学校读书时间，帮助父母收租并管理高利贷帐务，这不单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帮凶，简直就是双手沾满贫下中农血泪的地主分子，解放后又混入教师队伍云云。当工作组找她谈话问及此事时，她只是羞涩地理了理短短的头发说：“要是乌骨鸡，水都洗不脱，不是乌骨鸡，墨都染不黑，我相信党，相信政府组织上调查就是了。”此事自然一时再无下文，待到派性斗争发作而至于激烈时，刘老师却一心只养她的良种鸡，在她家后院建起一个鸡棚，爱人恰好又在畜牧局工作，利用自身学科及诸多有利条件培育良种鸡，而且很有成绩，这就吸引了少数好学或好奇的学生，经常参观她的鸡栏，并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些养殖技术和生物知识，其间当然也谈一些派性斗争的是是非非，但刘老师从不插嘴过问，没有想到“文攻武卫”一开始，刘老师却在劫难逃，说她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地主狗崽子的黑窝（与几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学生往来）。对立派“全无敌”黑帮的联络点。将她押赴会场批斗和游街时，武斗西施们把她的脑袋剪成阴阳头，叫她含稻草，挂黑牌，扭胳膊，做喷气式，推攘踢打，待斗争会结束，还没有回到家，路上就流产了。其时已经是三个月的身孕，她既羞于说明，旁人自然无从知晓。据医生说，她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今天提起此事，可怜的刘老师泣不成声，哽咽着说：“我招惹谁了？孩子有什么罪过？你几次派人来要我参加你们的战斗队，不参加就采取这种手段么？……唔……。”全场骇然，好几个教工，特别是女教师都嘤嘤啜泣了。有个男教师拍案而起，指着唐明甲的鼻子质问道：“你还有人性没有，你母亲怀着你的时候，一群土匪这样对待她，你作何感想。”长时间的沉静，长时间的饮泣。“良药苦口，大家的发言，你还是记一下的好。”主持会议的工作组长提醒唐明甲。真没想到，共和国建立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战争和土改时期的诉苦会竟又重演。这样的会连续开了几天，揭露越来越细致，批判越来越尖锐。原来，充当“风雪激”铁杆打手的几个学生，如猩猩，班底特之类经常向被专政的对象或处于被专政边缘的老师要烟抽，要钱用，要东西吃。“全无敌”的几个女同学，在被绑游街批斗时，回得校来，猩猩们借给她们解绳子之机，触摸乳房……。下流卑鄙，不堪入目。“你们叫得最响的培养革命接班人，难道就是这样一回事么？”“你们把学生引向何方？”天怒人怨，老师们愤慨了，声色均厉指斥道。
　　摆事实，讲道理；上纲上钱，说理分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工作组主持下的这一套优良传统和有效方法，学生并不买帐。他们只知道自己被斗被打，受歧视，没学到什么东西，最后上山下乡，扫地出门，而今生活无着，现在就应该冤冤相报，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一天晚上深夜，唐明甲写完检查，正开门出去小便准备入睡，忽然闯进四五个男青年，面戴口罩，一声不吭，不问青红皂白，抓到唐明甲，拳脚相加，就是一顿。好在这些人并非职业杀手，行为必竟显得稚嫩，既不敢要他的命，也没有先封住他的嘴。当唐明甲大喊救命时，临近的老师就都跑了出来，大声招呼道：“天天都在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能用白色恐怖来对待白色恐怖啊！”蔡尚儒大声吼道，其他老师也三言两语地站出来说话。但见唐明甲鼻口流血，眼膛青紫。这样的殴打最多只有分把钟，远不及别人被整时肉体、精神痛苦的万分之一。实在太夜深了，老师们安慰几句，各自散去，唐也熄灯就寝。没想不到十分钟，只听“咣啷”一声，玻璃破碎，石块如雨点般地飞向唐的窗口，接着好一阵闷响。唐又大呼救命，老师们又再次出来干预，只听到一阵脚步向四散跑去。
　　陈光楷和蔡尚儒本来这时还处在“社会的底层”，还没有获得“解放”，但“恶性不改”，仍然没有忘记当领导时的组织才能，很快召集几个老师商量，最后“形成几点共识”（陈说，他现在还没有资格召集会议，所以不能说是“决议”，只能说是“共识”）：一、赶快把唐明甲悄悄地转移到别的老师的房间去；二、用喊话方式奉劝学生们停止这样的武斗；三、第二天派人如实将当晚发生的事，向工作组长汇报。好在唐明甲当时是单身一人，由三个老师一前两后包夹起来，趁夜幕掩护，送去了一个保密的地方。其他老师，每人一只手电筒，分四路出发，沿途喊话，而且相约，手电不许往远处照，只能照眼前的路，以顾及自身安全。于是他们分兵出发，嘴里不住地叨念：“同学们，他们是因为不讲政策，打了人，整了人，才落得今天这样的孤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以他们为榜样呢？”“同学们，要注意党的政策，你们以后处社会的日子还长，一定要爱护自己的政治名誉。”“同学们，要养成遵纪守法的好品德，不应该降低自己的人格。”
　　一夜风波过去，第二天工作组来查看了满地碎玻璃的现场，对这样的无头公案也无可奈何，最后作出决定：由工作组一人，学校教师两人，陪同唐明甲到镇上去，向文革以来被揪斗的学生赔礼道歉，并要唐明甲保证“尽早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童子拜罗汉似的两天，才算把任务完成。其间家长们的冷言冷语，路人的刮目相看，学生的起哄、白眼，委屈我们的唐主任，都只得一一包涵下来。几天以后，当有人问及他对此事的感受时，他的答案是：“我是一颗红心，无愧于党，无愧于毛主席，本来没有啥错，但出于策略考虑，也只得跟他们走一趟，列宁同志尚且要写《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哩！”这话传到蔡老夫子耳朵里，他深有感触地说：“初读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时，还觉得先生的话过于刻薄，人性怎能跟狗性相比呢？今天才明白，以德报怨的事确实做不得，东郭先生似的善良，实在愚不可及！不过我还是但愿这不应该成为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
　　常言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众怒难犯。唐主任自恃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天生的旧世界的破坏者”，“文革以来，中央的精神跟得最紧，”对印散传单一事（他力避“反动”二字），只是“好心办错事”，丝毫无损于他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衷心爱戴，拒绝承认任何错误。这样一来，不单工作组难以交待，就是原来跟他走的几个人都觉得“太不识趣。”最后到调整领导班子时，其校革委会副主任一职即被取缔。屋漏又遭连夜雨，接着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又给了他记大过的处分。种瓜得豆，他那肯善罢甘休，连续多次向各级革委申诉，表白其对革命的耿耿忠心，至死不渝，但因事关禁区，又见他过分地胡搅蛮缠，叫人心烦。一次接见他的一位县革委会负责人竟毫不客气地当面指斥他“自高自大，自行落水，自作自受“（三自）像这样的反动传单；不是一般的案例，再不认清形势，再来纠缠，让暂时的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到对抗，激化、一切后果，就只能由你负责！”此后他才象泄了气的皮球，想蹦也蹦不起来了。起心害人终害已，扒手被捉，从此在人群中他就获得了个“三自主任”的雅号。
　　
　　逝者如斯乎，应该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何况是在那样一个非正常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人性被异化的环境，人非圣贤，潮流涌来，有几人能辩识得清楚？今天再来斤斤计较于个人责任，并非明智之举。但话说回来，若属于个人品德上的问题，就不在此列了。“三自主任不能求得罗老板等人原谅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高考，恢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甚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响亮口号。广大师生如鱼得水，为了偿还历史的欠债，真正做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早餐前，晚饭后，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游动着密密麻麻的朗读外语，默诵语文，强记公式定理的学生人群。然而我们的“三自主任”似乎还沉湎于文革中的那种亢奋、得势的状态里，没有转过弯来。先是为摆脱运动中的处分频繁上访，达到目的后又找对象结婚生子，此后又为留在农村中的妻舅、姨妹找工作，请客送礼拉关系耗费了不少时日。因为八十年代初期要“跳农门”（即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找工作只有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参军转业安排和上山下乡回城等政策，而唐的老婆家住农村，属典型的传统农业户，弟弟妹妹与上述三种人毫不沾边，这位母夜叉式的人物又急于要他们“跳农门”，于是就逼唐明甲见缝插针，各处去开后门，想办法，上窜下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至于学校分配给他教授的高三物理课，倒是作为可有可无的第二职业来对待了。经常缺课、迟到、早退，不改作业。更兼之上课前没有认真钻研教材，以至讲课时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弄得学生一头雾水。须知，这是一门周密、严谨的学科，一处糊涂以后就处处胡涂。又加之几个勤于思考的学生不断提问（不排除个别学生的刁钻、为难），更是哄笑不断，课堂形同闹市。而学生又即将面临高考的激烈竞争，哪能陪你枉度时光。于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滑稽一幕，终于上演了。
　　一天，唐明甲去上课，教室门紧闭，就是喊不开，只听见学生在教室里齐声朗诵道：“三自主任，误人子弟；送走瘟神，另请高明！”每喊一句，都用“叭叭”的掌声作为拍节，悦耳动听，很富于音乐性。原来学生多次向学校提出撤换老师，迫于人手紧张，学校一时无法答应，学生只得采取如此简单，原始的方式，让老师吃闭门羹了。自然唐明甲此后再不敢去上课，但并不服输，向学校领导陈光楷（早已“解放”复职）提出强烈抗议，仍不忘文革话语，“要找后台，抓黑手。”并质问道：“文革以后才进校的学生，知道什么叫“三自主任”？没有想到陈光楷却不紧不慢地说：“这倒真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我们都知道了，专门研究就是了。”一句官样文章的话，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不曾想在新的形势下，“三自”又加上了一自：“自讨没趣”变成了“四自”。以后，学生家长中凡提及唐明甲的学识，教态者，都只能嗤之以鼻了。
　　我们的“三自”主任，短期内就在政治舞台，教学舞台上表演了如此精彩的几幕，本该歇歇手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复杂的社会生活又给他提供了新的上台机会。唐的老婆在乡下的一个瓜葛亲戚的女儿叫敖志芳，年近十七,以高分成绩，考上了我们这间重点中学的高一年级，在当地也算得上个准女秀才了。但当时学校的食宿条件都很困难，紧张，该生家长想到学校还有这样一门亲戚，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好，就来学校和唐明甲夫妇商量，将该生寄托在他家食宿，并按亲戚关系叫姨爹，姨妈。父母自然少不了对女儿的谆谆嘱咐，要她好好学习，课余勤做家务，多听姨爹姨妈的教诲等语。除了对唐明甲夫妇千恩万谢之外，又希望他们严加教管，视如自己的女儿。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这位农村姑娘，一对浅浅的笑靥，两条乌黑的辫子，显示出花季年华的单纯与朴质。更兼之学习刻苦，待人谦和，里外勤劳，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
　　不知是写作的俗套掉进了生活的逻辑里,亦或是生活的逻辑掉进了写作的俗套里？这姑且不管它，反正大家预料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唐明甲的老婆外出回得家来，但见客房地板上满是玻璃和瓷器碎片。敖志芳手持剪刀，一脸怒气，二目园睁，从未见过青春少女有如此的恶相。唐妻先是吓得不知所措，接着反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姑娘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甚么姨爹；甚么人民教师；禽兽不如！……”原来自从姑娘寄住他家不久，唐明甲邪念顿起，多次趁家里无人时，用下流语言挑逗。哪知这是位棉里藏针，外秀内刚，很有心计的姑娘，她又从别的同学处了解到早在文革中唐明甲和几个女学生就有暖昧关系。这次的情况是，一个起心不良，一个有备无患。当二人发生抓扯时，唐明甲的头上被砸了一茶壶，血流如注，脸上也有抓痕。他赶忙跑到医院去包扎，并撒个愚不可及的谎。待他回来时，敖志芳已经收拾回家，不久托人来办转学证。
　　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舆论哗然,各班学生都一致拒绝唐明甲上课。学校也曾派人多方调查，但终因此事涉及一个姑娘的清白名誉，当事人也不愿多说，取证困难，一时不能处理上报。
　　
　　然而，正如古典小说描写的那样，“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正当唐明甲进退维谷之际，天外一叶诺亚方舟飞来，把他救出了困境。原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人才奇缺，倡导合理流动，特别是后进地区，通过报纸，电视等广泛向先进地区招揽人才，并不惜出高价，给优惠，诸如不要户口、粮油关系，为家属子女安排工作，分给几室几厅的住房和全套家具，工资提升一级等等。唐明甲看得动心，于是就由报上的广告抄得一分地址私自雇来一部汽车，脱祸求福，深夜举家搬迁，另谋高就去了。这一走不打紧，想不到的是两个县之间在省报上还引发出一场小小的摩擦；唐明甲的原在县说，我们正在查处一桩案件，吸收县不择手段地就把涉嫌人接纳了，为了挖兄弟县的墙脚，竟如此不顾党的政策。吸收县则辩解说，据我们了解，这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何况你们尚无调查结论与处分决定，出于治病救人，出于人才的顺向流动，出于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这样做，完全符合党在政革开放时期的政策云云。不曾想唐明甲却因此事而更小有名气。
　　富于戏剧性的是，半年之后唐明甲又以同样的方式私自逃了回来。随后从他们一家人的口里，断断续续得知，吸收县的招聘广告。简直是诈骗行为。他家去后，被安排到一个新建的矿井子弟中学，所谓给家属安排工作是去煮饭，喂猪，子女大的可以下井挖矿；几室几厅的住房也是有的，但阴暗潮湿，冬不遮寒，夏不避暑，据说是发扬大庆精神，先治坡，后治窝。最麻烦的是近千元的搬家费，长期推委，无法报销。工资长一级也属子虚乌有。当然，师生关系如何,教学环境如何,同事关系如何，不得而知。思前想后，纵使回得家去，有人要讥笑说：“水打烂木材，去了又回来”或“好马不吃回头草”等，也只得由他去。也许是由于姑息养奸，也许是由于地方处于用人之际，也许是为了治病救人，也许是唐明甲找了门路，活动了某个领导，也许是所有这些因素都一起起了作用，最终唐明甲一家还是被重新安排下来了。但暂时叫他先去一所乡村中学，以后再调回来。一九八六年，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实行聘任制，很多与唐明甲同等资历的教师先后都评定了高级职称，增加了优厚的待遇。此后年年都有晋升名额，而唐明甲已年届半百有余，每次申报都无功而返，据评审小组说，无论就教学、教育、师德哪方面讲，该员均“乏善可陈”，于是才有本章开头一幕的下策表演。
　　呜呼，天道不公，人心不古，屈煞英才，竟如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