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没想到竟把你们锻炼得如此的油滑和成熟，能将经济、政治、文化巧妙地融合起来交叉论述。”郑启明说：“我最近也碰到一件尴尬事。有天，我到外面去解溲，那是一个小单位修建的厕所，只有两个蹬位，一边男，一边女，中间被隔断，而两边门上都写得有男女字样。我到男厕所去，见门掩着，我往里一推门，却有人往外推，我知道有人，就等了一会儿，不想等里面的人一出来，让我哭笑不得，你知道么，竟是一个清秀的年青女子。我当即扳着面孔训斥她道，门上明明得有男女二字，偏你就没看见？她把我白了几眼悻悻地走了。显然她并不识字。但事后我想，我的文化自然比她高得多，单就男女厕所这几个字，我能就它们的字音、字形、字义结合《说文解字》，道出许多学问来。但这管什么用呢？而现在我的处境却比她困难得多，苦恼也比她多得多，要是她知道我当前不光彩的身分的话，上台发言批斗，说不定我还会落个轻视劳动人民的罪名呢？”
　　大家笑过之后，刘建宁却郑重其事地说：“不要说得那样没出息，什么不光彩的身分？连自己是什么人？价值在哪里？几斤几两都不清楚了？我最近也遇到一件本来应该尴尬，但只要你抬起头，挺起胸，处理得好，却并不会尴尬的事情。那天，我在公路上看见一辆翻斗车在爬坡，而惊险的一幕是，这辆车的翻斗是直竖起来的。大概有头十个农民用手死死地抓住翻斗的边沿，在空中悬了起来，婉如杂技的空中飞人一般。原来公路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有的农民强行搭车到外地赶场，特别是空车更不在话下，殊不知今天遇到了这位犟头司机，待农民上车后劝不下来，他就来个“大卸货”，干脆把翻斗立起来。见此情景，我当时毫不犹预地站在路中间，紧急挥手，示意他停下来，并厉声叫他把翻斗放下，斥责他“为什么这样野蛮？出了人命谁负责？”司机才缓缓地将翻斗放下，有七八个农民见势不妙，赶快下来。我质问司机道，“你不能好好给他们讲吗？为什么这样？”司机说，“讲了，他们不听嘛。”最后还有两个人在车上坚持不下来，我当即劝道“翻斗车不能载人，这是交通规则，人家也有妻儿老小，一家人要吃饭，出了事谁来负责？”最后两人才下来，让汽车开走了。但事情并没有了，我看见“风雷激”的一个学生和两个农民在路边悄悄耳语，似乎想利用我‘不光彩的身分’找什么岔而又不敢，用眼睛盯着我，我一身正气，早有思想准备，睁大眼睛和他们赌瞪。最后大家还是相安无事而散。老子堂堂的人民教师，共产党员，不合理的事就要管，谁能把我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你能捞上什么稻草？难道你没有看见有的学生批判我们时，台上喊打倒，台下背地里却又叫老师。有的家长还亲自向我们道歉，说明孩子不懂事，或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学生在校表现过分积极，回到家里就遭到父母的喝斥，乃至打骂。有个区委书记，一向工作很好，深受群众爱戴，被提到一个公社去批斗，会上口号喊得震天响，会下却有群众轮流接到家里去吃接待饭。当前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拙劣的喜剧表演，待戏一完，各人是什么货色，价值依旧，有一点是应该坚信不疑的：这个民族的良心，不会泯灭！再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声言要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那么请翻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等等著作，试问这些老祖宗们对天文、地理、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语言、文学、艺术，哪样不通？不吸收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粹，如何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科学体系？文盲就好么？愚蠢就好么？无知就好么？闭塞就好么？社会主义事业能建立在如此荒漠的基础上么？请看最近流行的‘读书不如喂猪’的论调，因为食品站长年无肉供应，人们馋得荒，口粮也紧张，于是百姓们、干部们，‘抓了革命’还是去‘促生产’，各处去开后门，买饲料，带上孩子打猪草收泔水，没有猪圈的家庭，干脆来个人畜同居，床上睡人，床下养猪，臭气薰天，不成体统，现在解馋的油荤问题倒是解决了，吃亏却在眼前，将来的损失就更难以弥补。”这话果然不幸而被刘建宁言中。学校先后复课了，初一新生入学，学校对他们作了文化摸底，当时还不敢说考试，只说便于教学，其中有道题问中国的首都在哪里？学生有答河北，有答天津的，有答贵阳的，有答遵义的，有答天安门的。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答‘******’。又问阿尔巴民亚的革命领袖是谁（其时阿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有答赫晓夫的，有答斯大林的，有答彭德怀的，有答刘少奇的，有个答的是“叛徒、内奸、买（卖）国”，牛头不对马嘴，及格率不足百分之三十。有间学校还出现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学生答不起，干脆去到监考老师面前，但见他把试卷举过头顶，两腿微曲，做出骑马装姿势，朗声叫道：“三爷，胡彪前来献图！”老师不耐烦地说：“做不起就滚回去吧。”没想到下边却有一群学生跟着起哄：“三爷，老九不能走，老九不能走啊！”弄得个教室一时乌烟瘴气！难道这就是我们文革念念不忘所要培养的造反精神和革命接班人么？
　　有天，一个老师收到这样一张请假条，其文曰：“老帅（师）：我疯（病）了，要请段（假）到医院去打钉（针）。”又据可靠消息说上海知青已来我区，有位女生写信回家汇报下乡锻炼后的思想收获说，原来什么都害怕做，自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既爱劳动，“肚（胆）子也越来越大了。”弄得家里万分焦急，来信查问详情。有位名人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难道能用长矛大刀对抗人家的航母，导弹来加强国防么？难道能靠锄头镰刀来做到物质极大丰富，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么？践踏文化是一种亡党亡国的征兆！再看看我们的精神生活，八亿人看八个戏，老一套的“队长犯错误，支书来引路，揪出老地主，全剧就结束。”或者“一个大姑娘穿件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伸手指前方，”丰富的现实生活，多彩的文学艺术，难道就只剩下这几个老套套么？听听孩子们最近唱的儿歌，有道是：“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是文艺界的空虚，还是思想界的空虚；好像都有一点。这种政治、经济、文化间辩证关系的讨论，自然还将继续着，因为现实生活提供的素材就只有这些。
　　元旦来临，校门口也贴了一副春联，以示庆祝：
　　上联：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下联：综揽世界风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澄清玉宇以天下为己任
　　横额：形势大好！
　　这样持续广泛的动员，这样大面积的群众觉悟，这样圣洁的政治高调，恐怕世所罕见。但另一方面呢，当时的物资严重短缺，与这类豪言壮语的描述所形成的反差也太过明显了。这个边远的山区小镇，本来就没有进入过资本主义，现在却要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倒真叫人哭笑不得。割尾巴最积极的执行者，自然是镇市管会的一伙人。其办法很简单，就是禁止粮油、肉、蛋、鱼等物资流通，若有不识时务，私自购买乘汽车运走者，轻则没收，重则禁闭，三天两天的学习班关押是常有的事。镇上有一个老百姓背地里叫他做林老三的市管人员，更是叫赶场的农民和小商贩们闻风丧胆，简直可以吓得住小孩的哭声。有一次在菜市上缉拿卖粑粑和卖豆豉的小贩（据说这两种副食是粮食所做，乃列为禁止上市物品），有人喊声“林老三来了！”一时鸡飞狗跳，卖“违禁品”的小贩们满街乱窜，有个小贩跑急了点，腿都被摔成了骨折。又有个县城里趁赶场天乘汽车来镇上收购鸡蛋的小贩，更是交上了华盖运。这个小贩是瘸了一支腿的残疾人。他把向农民零星收购来的一箩鸡蛋收拾好，正准备请人帮他搬到客车顶棚的货架上捆扎好赶路时，也是合当有事，林老三喝得几分醉醺醺，一窜一窜地来到跟前，不分青红皂白，奋力将鸡蛋箩篼掀翻，有的鸡蛋滚出来还没有来得及被摔破的，他就踏上去用双脚乱踩，但见满地流金（蛋黄），一片碎玉（蛋壳），煞是好看！小贩一个千斤坠坐在地下，嚎啕大哭：“天呐，我头次出来，是借的本钱，我残废人也要吃饭，家里还有老小，错在哪里？”林老三红着眼，含含糊糊，吐字不清地说：“少跟老子来这套，残疾人就不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么？”说罢扬长而去。那位可怜的小贩在路边却长睡不起……。林老三本来是一个市井痞子，好吃懒做，长期被人看不起，岂知文革一来，特别是“文攻武卫”一开展，他却找到了生存的良机——投身到杨伯坚名下，充当一名打手。看到他“路线斗争觉悟高”，遇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极有“培养前途”，就由群专把他派到市管会，再由他牵头，组织几个整天无所事事而又二杆的青年，在镇上设立关卡，长期驻扎，检查过往车辆、行人，强行没收“禁止流通物资”或拘押“嫌疑人等。”林老三接手后，干得非常出色。但有人看见，他把收来的肉、油、蛋等副食品，除孝敬杨伯坚、吴部长等外，几个设卡的人都私自瓜分，而且还因为分赃不平而呕气、吵闹。
　　俗话说，你有磁器活，我偏有金刚钻。正当林老三因割尾巴而生活得快意，达到他人生光辉的顶点的时候，却遇到了这样一件不大也不小的尴尬事。严冬到来，大雪纷扬，寒气逼人，一天晚上，林老三在卡上执勤，检查过往车辆。因道路泞泥，天寒地冻，不见车辆，生意萧条，他就脱了衣服上床睡觉。大概到了午夜零点左右，雪下得更大了，忽然远处隐约传来汽车马达声，而且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到哨卡门口了。出于职业习惯，当然更兼有“一颗红心”的林老三一跃而起，已经来不及穿衣服，只得一件背心和一条裤衩御寒，脚下趿着鞋，边跑边吼，赶往门口把车堵下来。原来竟是两辆汽车，相距不过十来米，——好险啦，差点让一条大大的资本主义尾巴，滑了过去。——林老三想。他先问第一辆车的司机有无粮油等违禁品，司机说没有。林老三说“你心里有鬼，才会半夜三更赶路！”司机说：“那你上去检查嘛。”林老三刚上得后面的车厢，说时迟，那时快，那晓得司机一踏油门，加大马力就朝前开去，事后一辆也随即跟上来，相距不过几米，而且不停地按喇叭，声震四野，造成寒夜中的一种恐怖气氛。此时的林老三，不要说没有训练有素的跳车本领，即使有，他夹在两部高速狂奔的汽车中间，任何本事也难于施展。寒风怒嚎，旷野墨黑，喇叭狂吼，好一幅午夜飙车图！林老三瑟瑟发抖，牙齿磕得有如马蹄点地，只得使劲拍打驾驶室棚顶……。这样将近跑了二十多里路。玩笑实在不敢再开下去了，两辆车才在一个无人家户的山坳上停下来。两个司机这才吵开了“媒子架”（假装吵架）。后面个说：“我使劲按喇叭，是想告诉你车上的人还没有下来，你就是不听，还飞快地开起跑。”前面个说：“我总以为你想超车，雪又大，路又窄，又滑，怎么让得开嘛，又没想到这位哥子还在上头……。”林老三面色青紫，两腿打颤，背躬起来，活脱脱象个虾米，无心听他二人唠叨，赶紧找个人家烤火取暖，回去还睡了两天，贱骨头恢复之后，依然故我。
　　不久，在上级领导的授意下，吴部长他们还办了个“割资本主义尾巴，防止反革命复辟”的展览会，其中还展出了一个吓人听闻的案例——某人操办的地下黑工厂。组织参观后，蔡尚儒很有感慨地说：“几把夹钳，起子，一个卷尺，一个木头的工作平台，一个千斤顶，一把电焊枪，所有工具大小加起来，至多不过值一二百元钱，承接的活是修了几台轨面机，还有几台水轮泵，这也算是黑工厂的话，资本主义也太不值钱了，还说随时随地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不单是故意耸人听闻，简直就是在搞庸俗化了！”
　　古语说，见一叶而知秋，山镇虽小，它的政治气候的变化，权力结构的重组，经济生活的管理，却可以折射出许多光怪陆离，发人深思的现象来。吴部长——杨伯坚——林老三，上下依赖，互相利用，一夜爆发，倾刻走红。权力利用了痞子，痞子效忠于权力，口号喊得何等圣洁。而灵魂深处却是那样的肮脏，行动却是那样的卑鄙！文革的路标指向何处呢？
　　当然，林老三和他的上司们一样，不单很快成了过时明星，而且最终还沦为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待到清算原省、地、县、区革委大镇压、大武斗的血腥暴行和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也被判五年徒刑，罪行还有聚众狂赌，深夜敲开客店的门，向外地商贩勒索赌资，醉后打伤赶场农民，强奸女知青未遂等。这倒应了《古兰经》所云：“邪恶之极，就是邪恶者之终。”
　　校内外这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自然也都成了学校这四人“地下俱乐部”的谈资，吴部长的投机钻营，杨伯坚的利令智昏，林老三的暴戾愚蠢，猩猩们的替人火中取栗，紫嫂一家的可怜而却自以为得计，“三自主任”的扒手被捉，自取其辱，“地下俱乐部”的业余评论家们都能形象生动地给予概述，要言不繁地给予判断，准确无误地给予预测，一语中的地给予归纳。以后四人当仁不让地成了揭露、批判文革中叫人心寒的诸多暴行的急先锋，大会小会上他们用雄辩而残酷的事实，切身而惨痛的感受，深刻而合乎逻辑的推理使广大教职工或愤慨，或惊诧，或叹息；而扒手们却无地自容，既恨得牙痒痒而又无可奈何。还是陈光楷说得对，他们四人并不象大字报上所说的是牛鬼蛇神，是社会渣滓，而是正直公民，是社会财富！果然文革一结束，高考一恢复，为了纠正或弥补这场浩劫破坏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管理松弛，物资短缺，人才断层，他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一步一个脚印地勤奋工作，不愧为拨乱反正的实干家，铁骨铮铮的爱国者，使文革中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这是后话，陈光楷退休后，刘建宁和郑启明接替他主持了全校工作，一个任支书，一个任校长，工作极有建树。蔡尚儒遴选为省人民代表，又成了特级教师。全部退休后，或回原籍，或投奔子女，都先后搬离学校。而今四人偶尔相会，回忆文革感受，每每论及传统道德，社会良知，信仰责任，国家民族，旧人新事时，无不感慨欷觑，大有沧海桑田之叹。仅管说得多，但归纳起来又只有一句话，即对党的信仰，对国家的前途，一如既往——我心依旧！
　　诚如郑板桥吟竹诗云：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吟诵后，他们又对那些“墙头草，两边倒”把政治运动作为投机买卖以赢利，把见风使舵作为晋升手段以取巧的扒手们大加嘲弄。特别是对那些文革中双手沾满善良人们的血泪，以后又另觅高就而获成功的政治流氓，政治扒手，政治垃圾，更是嘻笑怒骂，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而后快。
　　1998年夏，陈光楷、刘建宁、郑启明三人分别收到一份挂号邮件，其中咐有一信：
　　“光楷、建宁、启明兄：
　　记得读过一篇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也许是维吾尔族的吧，记不大准确了。说从前有个国王，他每一次理发后，都要命令刀斧手把理发师推出去斩首，人们已经记不清他杀过多少理发师。一天又叫来一个理发师，在理发过程中，他闻见理发师身上有股异香朴鼻，他当即问理发师身上带了什么吃的东西，理发师答是一种罕见的奶酪饼。国王就要求尝尝这种饼，理发师自然答应了他，果然这种饼其味无穷，国王吃后非常满意。待理完发后，国王就要命令刀斧手杀理发师。理发师却胸有成竹地说：“这饼是用我母亲的奶做成的，你既经吃了我母亲的奶，你和我就是同母兄弟，你若杀了我，不单我罪不当诛，而你还陷入了残害兄弟的罪名，也就永远不能取信于天下，”国王自然就再不敢杀他。原来国王头上长得有一支角，他怕这件丑闻传出去，所以杀了很多理发师以灭口，而今这一位却不能再杀了，他只得央及理发师不要把头上长角一事传出去，理发师自然满口答应。殊不知答是答应了，而“国王头上有支角”这句话却憋在肚里撑得难受，渐渐地肚子就被撑鼓了，实在痛苦，他只得跑到山上去向竹子把这句话吐了出来。而此后牧童们上山砍了竹子用来作成笛子，只要笛子一吹，“国王头上有一支角”这句话就传了出来，渐渐地传遍全国。我看这个故事并非无稽之谈，掏头去尾，我倒觉得它至少说明一个真理——不吐不快！试想文革这场动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法制破坏，道德滑坡，人才断层，科技停滞以及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等后遗症，至今并未完全消除，而它在人类历史上所提供的反面教训又是那样的独特和深刻。今天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难道不是得益于这些反面教训的参考么？诚所谓“失败沃膏土，成功济苍生”，这就叫辩证法。有鉴于此，你我过来人能不将如此难得的人生亲历告诉后人？良知的召唤，责任的驱使，使我们没有理由保持缄默。话虽如此，而要作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本来想倾述就倾述吧，达尔文早就说过，不要因为大狗叫了就不让小狗叫，应该让它们各自按上帝给的嗓子叫，这个世界方能显得丰富多采。而我们今天的现状是，大狗叫了却并不允许小狗叫，哪怕当年的小狗即使变成了今天的老狗，也仍然不许叫，若偏要叫出几声者，恐怕也会被人们讥之为不自量力，自讨没趣了！但我也顾不得这许多，好在我的叫并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夺冠，更不是为了有人丢个肉骨头也作奖赏，而是为叫而叫，我行我素，但求心理平衡，尽心焉尔也，岂有他哉？还记得文革中曾经盛传过这样一种理论：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修防修的天才创造，为了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每隔十年左右就必须再来一次。我的天！古语谓，一之为甚，岂可再焉。上下几千年的中外历史上，仅得这样的一次文革，至今的后遗症，尚且难于克服，若真正地每十年来一次，岂不叫庸人自扰，或者可以叫做引颈受戮，把自我的文明史退回到蛮荒时代去了！当前的问题是，能说这种理论就没有市场么？当今的中国大地上文革产生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就真正地根除了么？中国的法制建设就已经达到了防止文革这种祸水泛滥于未然么？每思及此，我们就有责任把这段惨痛的经历告诫后人，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施耐庵官封几品，得了好多稿费；《金瓶梅》作者号称金陵笑笑生，这位金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为什么连个真名都不敢留下？曹雪芹历尽艰辛，将《红楼梦》增删五次，批阅十载，到后来连喝稀粥都成了问题，穷困潦倒而终，名利报酬又与他何干？可见真正的写作是内心的倾述，是血泪的结晶，是刑余的直言！甚至有时是用身家性命去冒险，去拼搏！至于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却早已成了身外之物，无关宏旨了！我辈庸人，倘能学这些圣贤先哲的精神于万一，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最后，让我用一个呼号句作结，以替代“此致敬礼”之类的俗套吧：
　　乡亲们：请抓住机遇，珍惜今天，自我发展吧，千万不要再折腾了！
　　蔡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