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睛硕大而阴郁，眼球白多黑少。颧骨突显，嘴唇肥厚。头发又粗又短，“花间”（头发与眉间距离）很矮。据说这种人的智商是不高的。最具特色的是他走路的姿态：个头高，背微驼，脚步有些跳动，两手下垂，手心向后，一来一往地前后划动。我们四个被专政的“牛鬼蛇神”，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猩猩”。按常理说，老师集体讨论、研究给学生起绰号，而且又是这样一个充满恐怖，突出兽性，刻薄挖苦的绰号，那就太不应该了。但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我们这几个十足的好人，被强迫扮演这样一种被漫画化了的，并没有准确政治法律含义，而又受尽凌辱的坏蛋——牛鬼蛇神，尔等既不以我为师，我等又何必以你为徒？于是就把《红岩》中渣滓洞那位长着人的面孔，穿戴着人的衣冠，讲着人话，模仿着人的动作，象人，却没有人的心肝，阴险、狡诈而又愚蠢的形象，移到他头上来了。在我们四人的圈子中，凡提到他，都以这样的爱称称呼。我们戴帽也同时给别人戴帽，真有意思。很多局外人以为文革中的专政对象，物质条件清苦，精神压力也很大，一定是在苦熬日子。其实大谬不然。为了应付残酷的武斗繁重的劳动，我们加强营养，肉、蛋、酒、水果和跌打损伤药，经常不断。家里人以及亲友都把我们作为重点保护的特殊阶层。我们间也时常相互安慰、鼓励，并交流着被武斗时，如何保护自己的心得。诸如被打耳光时，嘴要张开，以免耳膜破裂致聋。赶场天被捆绑游斗时，虽是大热天，也要穿件毛衣或薄棉衣，被捆绑，当绳子收紧时，要憋足气，把手腕往外绷，捆完后，才不至于被勒得太紧。可是这些秘密后来都被猩猩破译了。每到赶场天，那是令我们和家人提心吊胆的日子，猩猩并不动手去捆，而是每当捆一个人时，笑嘻嘻地走到你跟前，先掂掂你衣服的厚薄，待两个捆的“革命小将”收紧绳子时，猩猩却用手（也算爪子）往你的腋下使劲一搔，使你哭笑不得，肌肉放松，此时绳子一勒就收紧了。他们配合得很默契，绳子自然也勒得特紧。这与老猩猩比起来，小猩猩可能要青出于蓝了。
　　除了加强营养，防止伤害，保护身体这一革命的本钱外，我们也注意精神的宽松和愉悦，自寻开心。有一天，我们的头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原校长陈光楷突发奇想，要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呼猩猩的大名，而且不单叫他听见，还要答应。这无异于虎口拔牙，弄得不好，得个仇视革命接班人的罪名，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砸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风险很大，但回报却丰厚而有趣，我们都怂恿老陈去干。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我们正在一个路口挖土方，这路口正对着礼堂的大门，当时全校革命师生正在礼堂里开一个传达最新指示的庄重大会，而牛鬼蛇神是被剥夺了参与权的。时近中午，学生饿得心慌，情绪烦燥，思想很不专注，会议一散，前呼后拥地向食堂奔去，猩猩也是首批出来。于是老陈就放开喉咙喊一声“猩猩——”。跑在前面的几个学生都听见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又与自己没有关系，一门心思只想着打饭，一溜烟地跑了。第二声比较含混，第三声他眼睛望着猩猩喊，随即又补上猩猩的真姓名，构成了“猩猩——呵，邹学举，我们下午安排去给食堂拉米，土方只好明天挖了。”笑嘻嘻地，口吻谦卑而又讨好。猩猩好象没怎么在意，漫不经心，且得意地说，“知道了”。学生走远了，我们四人才“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蔡尚儒说，军事上这叫“出其不意”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文攻武卫”如此盛行的今天，你竟敢虎腹掏胆地来嘲弄他。老陈说，他的哥哥是前两届的毕业生，名叫邹鑫金，我有几次错把他喊成“鑫金”，现在他若问起来，我就说错喊成他哥哥了。难道我就不怕“革命行动”（当时武斗的代词）么？
　　猩猩的骄横、凶残，一时间在全校乃至全区出了名。而文革中，我们这里是不存在那种各自武装，自立山头，相互攻守，即所谓“文攻武卫”式的武斗的，有的只是一方强压着另一方打，势不均，力不敌。所以猩猩这一类人自以为看准了机遇，恃强凌弱，更加肆无忌惮。特别是“文攻武卫”的口号由北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传出后，猩猩在校内外一些人的唆使下，就成立了“硬骨头”文攻武卫战斗队。不要小看这个边远的山区镇，很快地就被纳入区、县、地、省的武斗组织系统，事实上他们早就挂上了钩，而今一拍即合。这一时期是猩猩人生中最最辉煌的顶点。组织批斗会喊口号是他的强项。本区各公社的当权派，各职能部门的头头批斗、夺权都要送到镇上来亮相。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由打倒中央的“中国的赫鲁晓夫”起，一直到西南的XXX，再到省里的XXX，地区的XXX，县的XXX，区的XXX，最后落到当次批斗会涉及的XXX头上。一天猩猩主持喊口号，声嘶力竭，青筋暴露，由中央打倒起，顺理成章，一路下来，直打到最基层的这位被斗者。然而由于这是批斗会的高峰期，革命业务繁忙，匆促上阵，猩猩事前不知道被斗者的姓名，喊到县区排名之后喊不下去了，于是就喊“打倒——（小声，但很威严）喂，你叫什么名字？”台下哄然，连被斗者也笑了。
　　其他人押解被斗者，都是手执钢钎、红缨枪，其实这类东西都是“银样腊枪头”，大庭广众之中，当时还不敢打下去、刺下去。而猩猩却用的是一根不足二尺长的贴胶木棒，既便于收藏，又敢真动手打下去，特别是腰部、臀部、腿部，伤痕既不显著，而又使人苦不堪言，甚至造成养老疾。
　　私设刑讯室是最肮脏的一幕，直到文革结束，连猩猩们都不敢坦然地引以为自豪，向外承认和描述其细节的。
　　这幢房子所在的地势比较偏僻，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小平房。猩猩占了较大的一间，一张单人床，一张课桌，一把桌子，几只凳子，陈设简陋。但这里却在私设公堂，是名符其实的刑讯室，在近两个月“文攻武卫”高峰的日子里，几乎是每天深夜都有一至二人被押到刑讯室拷问，有老师、学生、工人。使用的手段是勒绳子，抽皮带，打耳光，逼供。猩猩充任主力，“风雷激”队的几个骨干参加，其中有班底特（英语“土匪”的音译”），巴夏克（俄语“流氓”的音译）还有个“武斗西施”。这些昵称，自然都是我们四人先后议定奉送的。这间小小的刑讯室就成了他们公报私仇，发泄兽性的快乐领地。被刑讯者，后来提起此事都只是摇头叹息，十分后怕。武斗西施身材高大，中等姿色，校女篮中锋，早熟。而今，她可以当众抓老师的头发，在刑讯室打老师、学生的耳光。文革开始前，她曾主动追求一个同班男同学。该生相貌端庄，品学兼优，但不善言辞，待人平和，羞于交往。有个调皮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家闺秀”，人们简称为闺秀。闺秀的父亲当过几天国民党县政府的职员，自提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闺秀一段时间以来也显得神情木讷。武斗西施曾主动上门到他家去作“树缠藤”式的相亲，一门心思想与闺秀确定“百年之约”。那次进门坐定之后，闺秀的爸爸刚抽出香烟，武斗西施就赶快拿起桌上的火柴划燃给他点着，而他爸爸只微笑地说声“谢谢”后，并无再多的言语。过后倒是闺秀的妈妈向别人谈及此事时说过“这姑娘还机灵，只是......”。岂料文革之风袭来，这门亲事自然双方都再未提及。而且天地似乎翻了个转，很快闺秀的爸爸就被揪出来批斗，西施此时也变得心狠手辣，一次上台边打边骂：“你这个残渣余孽，你这个残渣余孽”，老头子经受不住，一时昏厥过去……。而今闺秀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狗崽子”，“品学兼优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所以一天晚上被抓进刑讯室就自然得很了。但自从那晚进过刑讯室后，一连几天不见闺秀到学校来，据看见他的邻居们说，眼睛都哭红了。更叫人不敢相信的，闺秀说武斗西施打他的鞋底耳光，两颊肿胀，面目全非，好久不敢见人。从此西施的声誉，在这个几千人的小镇上，暗中也遭到了非议。母亲们用她来吓住孩子的哭声,“哭嘛，风雷激队的范坤碧来了！”西施的爹妈也不得不婉言规劝：“姑娘，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往后还要相处过日子哟”！
　　西施是因为想吃葡萄不可得，就说葡萄酸而肆意报复呢，还是因为要表现立场坚定，一往无前，对过去的事，故作姿态呢？这只有她本人才能回答了。
　　刑讯室隔壁住着一位年近六旬，一字不识，两天不说三句话的烧开水工人。他孤身一人，郁郁寡欢，早睡早起，文革一来只顾烧他的开水，也不参加任何一派，实在推却不过参加次把批斗会，不喊口号，也不举拳头，神情木然，成了文革的边缘人，大家也不怎么在意。但刑讯室夜审的次数多了，他也作出反映。有几晚上受刑者不堪苦痛，惨叫一声“哎哟——”！他在隔壁立即把电灯打开，或大声咳嗽以示无声抗议，大概也是让猩猩们稍有顾忌吧！
　　这所学校创建于1956年，毫不夸张地说，这间不明不白地兴，不明不白地撤的刑讯室，应该是这所学校空前绝后的可耻纪录！要是文革这段历史再重复一次的话，里面的设置说不定就有老虎凳、红烙铁、竹签子和辣椒水等等刑具了。
　　
　　猩猩不单在肉体上能摧残人，还能在精神上折磨人。训斥四个牛鬼蛇神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每星期他都要来给我们办一次“学习班”。先是疙疙瘩瘩地念几段语录，或一篇报纸上的什么文章，诸如“帝国主义已经病入膏育（肓）”“苏修在珍宝岛敢于冒天之大不走（韪）”等等。然后逐个点名训话。
　　“嘿嘿......陈光楷，二十六岁当校长，年青党员，原来是个阶级异己分子！难怪看革命小将的眼神都充满仇恨......”。
　　“郑启明，课堂上散布过好多封资修黑货，还当先进教师？现在还跟一些修主义黑苗子嘀嘀咕咕，妄想翻天。”
　　“蔡尚儒，重点大学毕业生？懂两门外语，学这么多外语干什么？好叛国是不是？”
　　“刘建宁，******部队怎么会出你这种军官？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是你说的吧！”
　　谩骂、挖苦、嘲弄、言之无物、小题大作、无中生有、神经过敏、无限上纲。以征服者自居，似乎可以扭转乾坤，重新安排所有人物的命运。最后的结论是“你们结成死党，没有出路。”其实党的文件早就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好政策。”但他由无知而到想当然。四个牛鬼蛇神也渐渐习惯于这种虚张声势的无聊训斥。当他自以为得计嘻皮笑脸作弄我们的时候，大家相约，表情严肃，不卑不亢，一齐用正面的眼神看着他，最终他还是把眼光移开了。
　　
　　原来天理昭彰，作弄狂徒。历史发展到这里却给猩猩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关于我们无出路的梦呓还没有发完，上山下乡就开始了。猩猩属于回乡知青，只有一套红宝书和一张《光荣回乡证》，然后扫地出门。其他城镇居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倒有二百元安家费，锄头镰刀等小农具，还有床上用品及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礼送下去。猩猩在学校实在无法赖下去了，只得悻悻地收拾回家。临走时到校革委会办公室去办手续，边走边说：“赵老师，我的光荣回乡证呢？——想不通呵！”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出来时脚步没有从前跳得欢，手的摆幅也不大了。
　　岂知好戏还在后头。九大召开后不久，猩猩所在的一派，由省、地、县、区直至我校的一套组织系统、谬论口号受到了中央点名，严厉批判。昔日的风云人物有的竟沦为阶下囚；昔日的“革命行动”今天被指控为令人发指的暴行。清算、反思、自省、赔罪、报复、惩处，交叉运行。善良的人们也力图把社会生活向正常的规范靠拢。不久，有消息传来，说猩猩挨打了。简单的过程是这样的：猩猩的家住在一个边远、闭塞、荒凉的穷山沟，赶最近的一个乡场也要走将近三十华里。这天他起了一个大早，用篮子装了好不容易才攒下的三十个鸡蛋，外加五把大蒜去赶场。到得场上，东西倒是很顺当地卖完了。怀揣着二十元钱，无聊地在街上转悠。他似乎很快地产生了失落感。须知，近一年多来，凡遇赶场天，或游斗牛鬼蛇神，或欢呼某个文件的发表，或庆祝红色政权成立，或镇压对立派的武装大示威，猩猩都是叱咤风云的典型人物，祖上有德，风光显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好多个赶场天，都是猩猩们的“盛大节日”，而今却不声不响地来卖鸡蛋、大蒜，甘与那些“时刻有自发倾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为伍，这种反差实在太叫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了。猩猩正在作如此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又由萎靡而兴奋了。原来供销社门口，人们正在排长队买灯芯绒。武斗停产，物资短缺，灯芯绒成了农村妇女们作鞋面布的珍稀商品，要是谁能穿上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外衣走街上过，人们观察他的回头率起码在90%以上。猩猩最近正向一个姑娘提亲，那姑娘通过媒人传言先要五尺灯芯绒布。机会难得，猩猩不敢怠慢，赶紧排队。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眼见还有五六个人就该轮到猩猩买布料。岂知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三四个壮汉不容分说，把猩猩拉出队伍，还没有等人反映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向他袭来。边打边骂：“你狗日的站错队！你狗日的站错队！”“老子看你骨头硬！”“站错队”一词是当时两派攻击对方，都说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皇派或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因而“站错了队”。猩猩是因为买布时加塞站错了队，还是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亦或兼而有之呢？在“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中，打的人来不及作解释，其他人，包括猩猩本人也都不甚了了。那几个壮汉，也不知是何许人，打完后愤愤地走了，嘴里仍不断地嘀咕，猩猩不敢，而且并无回手之力，本想抓住其中的一个或报复或告状，但这时，他的一个同级同学，也属回乡知青的出现了，正告他赶紧回家，否则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可怜的猩猩，脸膛青紫，鼻口流血，人地生疏，还得赶路回家。自己不动手，组织人报复，干这种勾当在当时是司空见惯，小菜一碟，特别是对猩猩一类的头面人物。对此，既无人管，更无人追究。那躲在幕后窃笑的人是谁？众说纷纭，也无考证价值。但从此猩猩就不敢再跨出家门一步。不单在公社、大队、小队召开的任何集会不敢参加，就是乡邻、亲戚、家族中的红白喜事，建房搬家，生朝满月，寿诞庆典（文革中想取缔此类事情，倡导“革命化”，但在农村，怎么化也化不了），一切交际应酬都不敢出面，提起赶场，更是心有余悸。据说诚惶诚恐，家中还自备着凶器自卫哩！再后来派性间的积怨淡化了些，猩猩家族中的一个长辈在公社任职，看他可怜，该地教育确实落后，很需要人，就安排他作了民办教师。岂知猩猩结婚后，唯恐后继无人，两年间就生了三个娃娃。违反国策计划生育生育政策，任何人也不敢含糊，只得清理出教师队伍。面对穷乡僻壤，面对嗷嗷待哺的小猩猩们，别无他法，只得将牙一咬，下洞挖煤。虽说生产方式原始，安全设备说不上，论政治地位一下之间沦为被剥削者，毫无“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可言，但一想到能解眼前困境的工资，也只好权且忍辱负重了。但这样的好景也不长，一次瓦斯爆炸，猩猩虽说捡了条活命，但却留了个满脸疤痕，形同《夜半歌声》中的宋丹平，人不人，鬼不鬼。猩猩的恶名虽然早已传开，可面目的狰狞与心灵的丑陋此时才完成了有机的组合。从此就更是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我封闭，与外界隔绝，简单循环的古先民生活了。
　　这时文革已经宣布结束。
　　而今，屈指算来，猩猩的年龄当在知天命的五十岁左右。时过境迁，一场闹剧三十余年过去了。猩猩，你的近况还好吗？你的人性复苏了么？你晓得人世间还有忏悔二字么？你当年如何受人指使，并参与黑箱操作的密谋？你当时的动机、心态是什么？你成为赢家之后，又是如何估量、筹划自己如花似锦的前途的？你还希望有第二次文革么？倘使你能直白地把这些答案都纪录下来，说不定（不，那一定是）是一分特殊的历史文献哩！须知，不善于反思的民族，是一个无希望的民族，那么，不善于反思的个体，又算什么呢？倘能为一场历史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人动机方面的解释，也算是功不可没哩！
　　需要说明的是：象猩猩这种以闹剧始，以悲剧终的结局，仅仅是这一代青年中一种类型的代表，但决不能把他看成是这一代青年中所有人命运的归宿。他只是一种典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简单因果论，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说教。特别是象文革这种波诡云谲，极其特殊的历史事件，它所造就的人物命运，更是气象万千，不是一种简单的法则或简单的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前文提到的武斗西施在以后续演的上山下乡传奇故事中给我们提供的认识价值，欣赏价值和思考价值就要有趣得多、例外得多和深刻得多！
　　大势所趋，武斗西施范坤碧自然也逃不脱“农村是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命运，即使最高档次的红卫兵，诸如北京的八大司令尚且失去了利用价值而成为烟云人物，一所乡镇中学的普通武斗打手，现在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在当时也是自然得很的事。先是多方找些借口不愿下去，但赖到最后，也只得卷起铺盖，下到离家40里外，据说还不算太穷的一个生产队。开头十多天，知青们也许出于好奇心，也许在家里准备了足够的补充食品，也许热烙的政治口号还在发挥一些精神作用，马马虎虎还算过得去，但日子一长，文革以来久已习惯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城镇孩子的贪图安逸、脆弱，青年人的盲目从众心理就表现出来了。很多知青就不出工，装病，游荡或长期返家不归，甚而至于打架斗殴，偷摸扒窃，淫乱奸宿等等都先后出台了。弄得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非常反感。然而武斗西施却是个例外，凡县、区、公社各上级领导，来人了解知青的表现情况，生产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姑娘，没得说的——表现好！”这个中的原由很简单，因为当时的香烟、白酒、肥皂、电池、毛巾等，举凡生活必需品，以及柴油、化肥、良种，乃至一些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极度短缺，一切按计划调拨、批售。武斗西施就主动请缨为生产队到区供销社去购买，因为她的舅舅就是供销社主任，只要大笔一挥，一张批条，就能将这些东西信手拈来。武斗西施就捡到了这分轻松的差事。这就叫做“吉人天相”。更重要的是她能识时务，对几个关键人物，往往给人家代买了烟酒等物竟“忘了收钱”。这一来，她的“出差”就更勤了。生产队开会买几张红纸，一瓶墨汁，也要回家呆上几天，至于买化肥等生产资料，十天八天就更不在话下了。每天的工分，都和出工干活的社员一个样：十分照记。（每天的工分满分为十分）。当时农村把这种工分叫“跑马分”，诸如干部们借口外出公干，实则是去赶场、走亲戚，甚至赌钱，都能得工分，至于这些工分能创造多少价值；下地干活的人见了，哪来积极性，出工不出力，造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怪圈，反而倒无人问津了。说来可怜，年终分红，有个生产队每十分（一个劳动日），只能得一角八分钱。武斗西施自然成了攫取“跑马分”的高手。工分值低且不去管它，反正大家都一样，但“出满勤”、“表现好”却成了她日后改变自己命运的阶梯。果然不久公社成立“革命样板戏团”，就把她提拔去作了演员，扮演的角色就是《沙家浜》中在春来茶馆里被刁小三抢劫而呼吁阿庆嫂解危的那位姑娘。所以同队的知青们酸溜溜，不无嫉妒地说：“喊一声‘阿庆嫂’就得十分，跟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干一天一个样。”武斗西施的唱腔、身段、扮相、表演能力均属下乘，一句话，艺术细胞实在不敢恭维，但那年头，阶级斗争既然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公社所在地，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就有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的批斗、训话或管教会，这又再一次给武斗西施提供施展才干，驾轻就熟地重操故伎的表演机会，自然也就和公社新上任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作为一拍即合，于是武斗西施又成了基干民兵，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女干将而再显风光。不久，县革命委员会一个担负着特殊任务的三人工作小组来到公社，使武斗西施的命运，又发生了飞黄腾达，直到青云直上的转折了！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有一个四十多岁姓袁的团一级老军人，转业来到县里，当时正是军队“支左”的时候，对转业军人的安排自然从优考虑，就被结合到一个重要领导岗位上，成了县革委的一个副主任，人称袁主任。但情况特殊的是，这位老军人的妻子不久前才病故，留下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一心要续娶一位年青单纯的妻子，重建这个残缺的家庭。新成立的县革委自然十分重视此事，决定“通过组织手段解决”，并确定一个原则：女方必须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造反派”。三人小组来公社后，调阅了范坤碧的档案，询问了公社及大小队干部的意见，初步把她预定为理想的人选。随即找她谈话，说明“组织意图”。她当然满心欢喜，口头上定下了初步的意向协定。工作组中一个斜眉吊眼的人还嘻皮笑脸地说：“以后我们有事相求的时候，还希望你帮助多吹枕边风啊！”没有想到武斗西施毕竟以骁勇见长，敢为人之所不敢为，第二天就直接去了县城，很快就和袁主任见面，并拿出当年“树缠藤”的看家本领使老军人就范。接下来的户口迁移，重建粮油供应关系，安排工作，分配住房，这在当时都是些难于登天的手续，都能以闪电式的速度完成，工作效率出奇地高！根据西施的特点，仍然把她安排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据说以后还要相机提拔云云。至于婚期，按惯例订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还有将近两个月。这期间，她当然地经常进出于袁主任家，形同“奉侍箕帚”的贤妻良母，虽然有人笑她“孱头”，但都只能背地里说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武斗西施和袁主任的那一对儿女混得极熟，大的是个男孩，已十三岁，小的是个女孩只有七岁，性格外向可爱，人们都叫她红红。西施对红红嘘寒问暖，衣着穿戴，饮食起居，乃至游戏玩耍，无不关照细致，好一个贤淑懂事的后娘！袁主任自然满心欢喜，在经济开支上更是豁达大方，不作保留。长久失去母爱的红红，犹如久旱逢甘露，视武斗西施如生母，弄到二人形影不离，乃至晚上一同就寐。转眼间三月八日结婚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县革委会热心的人们积极筹备婚礼，当然要求做到简朴、庄重而极富革命化色彩。在婚礼上，武斗西施保持一贯的开朗大方：来宾要求唱歌就唱歌，要求跳舞就跳舞，要求介绍恋爱经过就介绍，什么过头的玩笑话都能承受。笑语喧哗，乐极一时。待来宾散去，夜深人静，武斗西施却将已经酣睡的小红红一把抱来，塞在新房里的床中间，然后独自蒙头而睡，并不答理袁副主任的多方挑逗，并暗示他红红是一条天然的界线，不可越逾的护身墙，捍卫安全的鸿沟！主任若再有不轨表示，她便紧紧搂住红红，拒敌于国门之外，发出“滚开些”的警告......。时间一久，不谙世事的小红红把这些个中机密透露了出来，好事者们自然视为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添油加醋演绎成传奇故事，不胫而走，以补充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生活的空虚......。有天早晨，又有人看见袁主任脖子上有指甲的抓痕，衣冠不振，神情颓丧，更证实了这个传奇故事的产生确实有它深厚的生活基础。还没有等到“蜜月”过完，武斗西施就把文革中锻炼得来的造反精神移殖到了家里，三日一小闹，五日一大闹，独专家政，攒集私房，贪婪无度；强词夺理而且还满口的革命词藻。眼见覆水难收，不可挽回，袁主任一要顾及领导者自身的威信，二又要不太伤儿女们的心，只得同意离婚，即使成了别人改朝换代的垫脚石，除旧布新的冤大头，也只得自认晦气了！
　　随着这种短命的政治婚姻的结束，武斗西施也就完成了她“跳农门”的过渡，从此就可以天高凭鸟飞，水深任鱼游了！不久又和另一个论年龄比袁主任年青，论政治实力比袁主任网络宽得多，论生活作派不消说比袁风流倜傥的新任领导人结合了。现在又随夫升迁到了省城里，武斗西施俨然珠光宝气，威仪有加，金玉其外（为了维护西施形象隐去下半句）的贵妇人矣！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真是难于上青天，而武斗西施却凭借着原始资本，再加之左右逢源的手段，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种飞跃式的过渡，且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显赫身份，那更属难能可贵！文革初期有一位后来被人们誉为“红色恐怖下的思想者”罗克，曾说过这样富于警醒意义的话，他说：“整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者决不是没有。”今天我们要再问一句：“有过而奖者，又会是个别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