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是左倾病毒大势繁衍的十年，也是派仗不停、内讧不断、纪律松驰、国家民族自我严重损耗，人为制造阶级矛盾的十年。自然也成了那些机关、团体、学校的育龄女职工们吃着皇粮，闲着没事，敞开肚皮生孩子的十年。她家共有八个孩子，其中的后四个就是文革中降生的。文革前生的四弟兄，其中的三个，后来被人们誉为“三剑客”的，即秦至忠、秦至孝、秦至仁的，以后大有作为，到时补叙。余下的五男三女，即至爱、至信、至义、至和、至平。但不要以为她家只抓“生产”，而革命仍然是排头兵。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她们夫妻自以为根正苗红，是当然的革命派，舍我其谁的运动先驱。由文革开始的写大字报，批斗“牛鬼蛇神”，看管“专政对象”，抄家，到后来的打派仗，镇压对立派，成立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的内查外调，批林批孔，支持反潮流，批师道尊严等等，文革各阶段的诸环节，无不冲锋陷阵，真所谓十处打锣九处在的“响铛铛”的左派分子。其实这对工人阶级夫妇，不过是学校厨房的炊事员，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代表先进生产力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的近代产业工人并不相干。这且不说，要深究一层他们原来都出身于市井无赖。先说男的，名叫秦殿卿，文革开始，已四十余岁，个头矮小，其貌不扬，善辨风向，最突出的就是那对小小的耗子眼睛长在一张油黑的寡骨脸上。十八岁就进入国民党的司管区当兵。这样一说，已经明白了一大半。谁都知道，司管区是接收和押送新兵的，敲诈勒索，抓人顶替，吃空冒领，残害逃兵，借搜逃兵为名行打家劫舍之实者，更是家常便饭。真要按土改政策划分成分的话，他应属于流氓无产阶级中的兵痞一类。据他自己在多次闲谈中透露，国民党即将崩溃前夕，他所在的司管区部队一片混乱，有等候******来向其投诚者，有持枪潜逃上山为匪者，有开小差回家另寻出路者，有打着就地维持治安趁火打劫者。他选择了开小差回家一途。好在身上还有几十块银元，毫无疑问都是买兵、卖兵、勒索、抢劫而来的老百姓的血泪钱。他本单身一人。吃喝嫖赌样样来，也无家可顾。回得故乡，老爹已死，母亲已改嫁他人，但不久，后父又死，老妈再次孀居，生活无着。这时的秦殿卿，在外漂久了，突然想到应该有个归宿，就和母亲住在一起，一则生活有人照料，二则也算尽尽人子之情。这是一个有五、六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当时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秦殿卿终日无事,就在赌场上去混混。也是缘分到了，不几天他就结识了赌场上一个卖盐葵花的小姑娘叫赵淑贤的，只有15岁，老爹抽大烟，不理事，老妈已死。年龄虽小，但在赌场上混迹，也算得风月中人，左右逢缘，有些见识。以后的事情自然就象小说上写的那样，或先淫后娶，或半淫半娶，总算凑合成了一对。新的一家三口倒也清闲自在。岂知平地风波，一天两夫妇刚从赌场回来，走到一个十字街口，老秦就被三四个大汉擒住，把他的双臂反扭过来，推起就走。其中一个冷笑道：“秦班长，你不认得我了么？为人不报恨，枉在阳世间，老子就是塞了你的包袱（行贿），被你放跑又抓回来的蒋老三，你没有想到吧？”另一个又说：“他整得老子们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今天还有啥说的，拉到河沙坝去比伸（枪杀）算了！”老秦一听，完了，冤家路窄，这两个人都是从前拉过的“肥猪儿”（兵痞黑话，即被勒索过的人）曾听人传言，他们逃出了国民党部队，上山当了山大王，现在趁乱找上门来了，还会有好果子吃么？赵淑贤一听，吓了一跳，随即上前拉扯、劝说：“大哥，冤家宜解不宜结，算了吧......。”刚要露出他们是夫妻这层关系，老秦突然打断她说：“小妹妹，你不要管，好汉作事好汉当，二十年又是一个！”正在边说、边走、边拖之际，忽然前面出现了抢购盐巴的风潮（当时食盐奇缺）,乱作一团，机遇难得，但见老秦往下一蹬，双手一绷，一个金蝉脱壳，甩开两个大汉，撒腿就跑，在纷乱的人群中几窜窜就无影无踪了。这就是他兵痞生涯中极普通的一件事，也是他最感得意的一件事。
　　
　　这一对“无产阶级夫妇”解放后到学校当了炊事员，原本默默无闻，而今文革一来，自以为毕露锋芒的机会到了。他家成了“风雷激”战斗队的联络中心，猩猩、班底物、巴夏克、武斗西施等骨干经常进出联络。原来猩猩们打人、捆人、审讯、折磨人、出歪点子整跨对立派等伎俩，都来源于司管区秦班长等人的正宗传授。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吧！“文攻武卫”大镇压的时候，秦班长果然如鱼得水，被提升到区里当一个小头目，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地进出于区革命委员会，用俗话说：“衣服角角都扇得死人。”而赵淑贤呢，威风更甚，无论是三伏天的酷暑，或数九天的严寒，都要挺着个大肚子，肩扛梭标，跟随队伍游行，声嘶力竭，口号声喊得震天响：“打倒XXX！”从不缺席，从不掉队，还从不会让娃儿流产。至信生于文革初期，至义降生于“文攻武卫”高峰期，她曾骄傲地说，就是为了“敬爱的江青同志”倡导的“文攻武卫”而生孩子。并曾酝酿将至信、至义改名为至文、至武，但后来上级下文，不再提倡“文攻武卫”她才作罢。
　　吼声大、撒泼、空洞无物、不留余地，是她在批斗会上发言的特点。批斗书呆子蔡尚儒成了她的拿手好戏，那种语气之轻蔑，仇恨之深刻，态度之强硬，简直比对印度贱民还不如。有次私下闲谈，竟也把蔡尚儒和自己的儿子拉扯上奚落一翻“我家秦至忠憨呆呆的，一点也不长脑筋，就象蔡尚儒一样，将来不会有出息。”旁边有个不识时务的老师说：“蔡尚儒是懂两门外国语的重点大学毕业生，你家秦至忠怕赶不上啊！”这些话传到蔡老夫子耳里，他却有些悻悻地说：“这话从那里说起，从那里说起，要说我是她的儿，她只长我两岁；要说秦至忠是我的，她生至忠时，我还在读高二，不单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不信，可以作血型鉴定。”这种辨白遭来的后果可想而知。以后的游街批斗就被捆得更紧，猩猩们还要把他的手往上掰，弯着腰一路的鸭子步往前窜着走，成了游动的“喷汽式”，手的肤色都发紫了。有一次批斗会竟给他挂上近20斤重的木牌，牌上系着的铁丝嵌进脖子上的肉里了。个别良心未泯，稍知法纪的人，实在看不过，竟冒险向区县领导反映说，这太残忍，太不顾党的政策了！而赵淑贤却说“老娘看你还占不占便宜。”这种借他人之手的杰作，言语间颇为得意。
　　这对夫妇既出身于“家徒四壁”的“无产阶级”，按越穷越革命的逻辑，在文革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中，又表现出如此坚定的“路线斗争觉悟”，校内外的造反派们就赋予他们崇高的政治地位，给他们罩上神圣的光环，晋封为学校中仅有的十个左派分子中人。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时，女的成了校革委会常委，男的成了委员。整党时吸纳他们为积极分子，并准备发展为新党员。整党时的口号是“吐故纳新”，所谓吐故，就是清除部分在运动中“路线、觉悟不高”，运动形势“跟得不紧”的老党员；纳新就是吸收运动中敢于冲锋陷阵者为新党员。后来又听说秦氏夫妇“群众反应太强烈”，党内“意见分歧太大”，他俩的“纳新”，暂时没有成功。四个“牛鬼蛇神”当然也不放过给赵淑贤挂一顶桂冠的机会，先是议定准备叫她“红嫂”，但对我们真正的红嫂，似乎不恭，而且又重名，于是就想到有句话叫做“红得发紫，紫极而黑”，那就叫她“紫嫂”吧！
　　紫嫂夫妇虽然政治上能够如此地“春风得意马蹄急”，但并不令人羡慕或引人嫉妒，因为最具嘲讽意味的是“崇高的政治地位”竟与几乎赤贫的物质生活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试想，阖家十一口人，只有两人拿不足50元的工资，其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窘态是显而易见了！虽说大批判的矛头，一时间直接指向了“资产阶级法权”，指责它保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利益，分配不公，是剥削阶级社会的陈腐观念。但批判归批判，何时能够解决象紫嫂家这样“基本革命群众”的生计困难，似乎还遥遥无期，更何况武斗的破坏，派性的干扰，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哩！看来最最最革命的造反派这顶桂冠，却不能解决最最最起码的吃饭问题。然而革命既要闹，饭还是要吃的，于是这一家人就出现了解决饥馑问题的诸种手段。
　　一种办法是“搞泡沫经济”，每顿上桌子的菜，都是一钵豆芽汤，据说只有一斤豆芽，却掺了半锅汤，盐放得奇咸，汤面上的油星屈指可数，一家人先是捞完豆芽，然后再用汤泡饭，吵吵嚷嚷总算凑合一顿。
　　再一个办法就是减轻人口负荷。曾记得怀最后的两胎时，文革已近后期，马寅初老先生虽说还与马尔萨斯并提，没有翻过身来，但人多食少的现象，还是不得不把计划生育工作向农村扩展开来，人工流产，避孕措施等也开始艰难地实施。紫嫂怀上第七个孩子时，学校革委会动员她去人工流产，并答应来回车旅费、住院费、营养费给予优厚补贴。既有一笔意外收入，又身为革委会常委的她，自然不便推辞，于是打道向市医院进发，岂知五六天后，她却挺着个大肚子回来了，钱已用完，手术未作，却把责任推给了医生，说年青的手术水平差，老的又出差了，于是生下了第七胎至和。待一年后怀上第八胎至平时，又以同样的方式领取津贴，五六天后又依然挺着肚子回来了。但这次并不是前一次的简单重复，据事后校革委派人调查说，她已经上了手术台，扩宫器都已安上，正要动手术时她突然坐了起来，说发现心慌，承受不了，说什么也不做，定要下床回家。医生很有些生气地提醒她，扩宫器还在身上，纵使不做手术，也应先把它取下来。一时成为笑谈。事后孩子生下来，她并没有什么难为情，反而说：“多一个造反派来砸烂旧世界，有什么不好？”
　　她又把吃口多的责任推到婆婆老母亲身上，说她老不死，已经嫁出去的娘，“水打烂木材，去了又回来。”变着法儿不给饭吃，逼她回老家去，但老家已无亲人。于是这个家庭在街上多次上演出一个个戏剧性场面：两夫妇在街上肩扛红缨枪，气宇轩昂地游行示威，批斗牛鬼蛇神，老婆子却在某个角落里向人倾述，她如何受媳妇虐待，饥寒交迫。秦班长情处两难，一面是生生老母，一面是敢于革命的贤良妻子。实在闹得不像话，当老母亲哀叹说“我怎么不死啊！”秦班长接着也说“你怎么不死啊！”
　　看来减轻人口负荷这一招已无法实施。有好心人又建议她家生产自救——打草袋。当时各种革命口号虽说喊得最响，但老百姓知道这不能当饭吃，收入有限，就业门路又窄，于是镇上的一些“利欲薰心者”就自动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附近有一间规模较大的磷肥厂，设专人收购草袋装运磷肥。先有几家人加工草袋，接着编织的人越来越多，收益还算不错。于是镇上就出现了新的一景：一个大人坐在编织机前，两个小孩一左一右，轮流向经线中供草（成了纬线），然后大人用压草板把纬线夯紧。一上一下，哗哗作响，真有点田园诗意，古朴风韵。但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不少人的饭碗问题。热心人愿意向紫嫂提供编织机，而且优先收购她家编的草袋，但紫嫂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别人的好心否定了。“那东西弄得屋子脏兮兮的，再说我工作也忙。”那口气是一怕累、脏，二怕‘只抓生产，忘了革命’会丢掉常委的面子。几个孩子呢，“停课闹革命”，都在学校或社会上惹是生非。当时，食品站的肉食供应，不是短缺，而是没有，很多职工都千方百计，设法自己养猪，竟至于还有人畜同室者。紫嫂家听了旁人的劝告，也买了个十多斤重的猪崽喂养，但因忙于“革命”，管理不善，病饿交加而死。从卫生角度出发，本应将它埋掉，但老秦却把它刨洗出来，用点酱油卤卤，吃饭时但见那十一双筷子飞燕穿梭似地你来我往，一时风卷残云，干干净净。
　　看来新增创收门路也不可行，于是明占、暗偷，或边还边借，或借而不还，但次数一多，便自堵了门路。就又出新招，实在无米下锅时，就叫八十多岁的老娘和最小的孩子一同到学校食堂管理员处去借，借不到就赖着不走。
　　如此一年年地拖下去，文革后期，这家人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几近崩溃了。在一次讨论困难职工春节年关补助的会上，紫嫂夫妇嚎啕大哭了。原来他家的困难补助早已超额预支，而今还欠着公款，这次当然不在讨论之列，待讨论完几个该补助的家庭后，一个多事的老师说：“老秦家又揭不开锅了！”此话一出，全场哑然，岂知却触动了他夫妻的痛楚，以至放声悲戚：“喔......喔......，吃了上顿无下顿，几个月不见油星了！”紫嫂边说边嚎，声音凄厉。
　　“有个名人说，人生象场赌博，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赌博，那末紫嫂夫妇是赢家呢，还是输家呢？”蔡尚儒在一次私下谈话里，向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光楷如是地发问。其时他们已经解除了看管的专政手段，离获得“解放”已经不远了。
　　“他们还是赢家，只不过赌注下得太小了。你押两分钱，庄家赔你十倍才两角钱，百倍才两元钱。而姚文元们的赌注却下得大，倘若一赢，至少是半壁河山。”这一对不识时务，不顾脑袋，冥顽不化的书呆子，当时却敢于这样说话。好在也只是私房话，绝不外传。
　　这个在文革中火红的革命家庭，除物质贫乏这点小遗憾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苦恼，就是老秦对妻子贞操的耽心。他夸奖紫嫂长得漂亮，“有件花衣服一穿，就象个团长太太。”但对于这位还算有几分风姿的徐娘，他不是不放心，自己简直就成了个醋罐子。区里造反派头头们开会，他千方百计打听地点（这类会有时要保密），不管是夜深或是大白天光，名义上是去接紫嫂回家，实际是进行监护。有一次学校造反派开核心小组会，会上争论正正激烈，有人发现楼板缝里往下掉瓦灰。（这是一幢还装着木楼板的老式建筑），有个人革命警惕性高，说有阶级敌人破坏，楼上有人窃听机密。待追出去时，只见秦班长的背影匆匆离去。上楼一看，这间人迹罕至的楼上有很多足迹和烟蒂。那人提出跟踪破案，有位知情者嘻皮笑脸地说：“他自以为戴上了绿头巾，其实没有人有兴趣——照常开会，不去管他！”在座的大多数人，对这句无头无脑的话，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有一两个会心微笑者，也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
　　庆祝校革委会成立那天，紫嫂要上主席台了，自然兴高采烈，早就从一家人的牙缝里掏出点钱来缝了件大红衣服穿上，十分惹眼。会后有个不晓事的青年老师开玩笑说：“大姐今天这样亮丽，倒象是一枝红杏出墙来！”紫嫂听了这话正感得意时，冷不防秦班长恶声厉色地对那位小青年说：“读书人还是应该知趣点，人人有姐妹，家家有六亲。”那老师红着一张脸下不来台。周围的人只是傻笑，不说一句话，因为这种尴尬场面见过不只一次了。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有几个油嘴滑舌的教工，爱和紫嫂开一些无聊的玩笑，哪怕说到高兴处，只要见老秦一来就嘎然而止。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忍俊不禁使老秦尤其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只有怒目而视了，又有人看见，赶场天老秦到一个江湖郎中的摊子上去买春药，他向郎中透露，妻子比他年青得多，又肯交往，他也是风月场中的过来人，是懂得这方面的行情的，为了防着点，最好的办法自然是靠药力助劲。岂知一个学生当时就在摊子上看热闹，回到学校就把这事传开了。
　　老秦还向别人谈到，他在某地当兵时，那里外出经商的男人多，妻子留在家，当地就发明了一种“贞操锁”，锁住妻子的下半身。他还把这种锁的形式描述了一下。言下之意，可惜此时此地不兴这个了。
　　可怜的老秦，文革十年，他面对一家人的最低生计，拆东墙、补西墙，焦头烂额，还要用心良苦地去关注妻子的纯贞，又缺乏贞操锁那样的简便办法。物质、精神的双重压力使他终日愁眉苦脸，一蹶不振，后经检查，果然患上了脑癌，一病不起，竟至胡言乱语。最终他把仇恨定格在三个人的身上。他最恨的第一个是老师，据说是个“龟儿那对看女人的眼睛，只差要掉到别人身上去了！”的人；所恨的第二个也是个老师，据说和老婆打过一架，按逻辑推理，夫妻感情不好，必定会有外遇。这两位都爱和紫嫂开玩笑。而第三位，就是那位不晓事事的，夸奖紫嫂是“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小青年，他还没有结婚哩！这三人就被大家公议为“黑名单上的三大侠”。至今还有人说，文革十年，这间中学的最大收获就是确认了“三大侠”。
　　
　　然而历史并不急于匆匆忙忙地自行结束，哪怕只是一个家庭的历史，它的过去和现在，传递和继承，原因和结果，都要顽强地、极富内在联系地表现出来。老秦死后，文革也随之结束。紫嫂带着这八姐妹（老妈已死）嫁给镇上一个家境殷实的单身老商人。到了1983年，一个吓人听闻的案件震惊了全县。原来这时秦氏最大的三兄弟都已长大成人，以他们三兄弟为核心，组成了一个流氓团伙，作了多起伤天害理的恶性案件，最后依次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名，即秦至忠；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一名，即秦至孝；无期徒刑的一名，即秦至仁。天才案犯的金牌、银牌、铜牌都归之于这个家庭，这是很富于传奇性和戏剧性的。大体的过程是这样：紫嫂再嫁的这个单身老人有房产，经营着一个杂货店，生意还好，据说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储蓄。紫嫂图的就是这些。秦氏兄弟逐渐长大，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还不甘于清贫和节俭。社会上因拨乱反正，早已恢复高考，强调学历教育，偏偏这时，至孝、至仁都退了学。这三大侠在家无事，先是把店铺的经营权夺过来，挥霍无度，以补过去衣食短缺的遗憾。待店铺蚀本无法经营时，就逼着老头拿钱出来，名曰为生意注入资本，实则是用作花天酒地。老头子生性节俭吝啬，当然不愿意，于是几兄弟就私设公堂，将老头子抓起来捆绑、罚跪、殴打。老头何曾见过这等阵势。再加之年事渐高，生理机能萎缩，绝对不是紫嫂的对手。于是紫嫂就公然在外招峰引蝶，进出家门，视如无人之境，理所当然。可怜的老头，孤苦半生，如今的卧榻之侧，也只好让他人鼾睡了，最后只得提出离婚，条件是愿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放弃一切财产，只要求解脱，只要求紫嫂放她一马，得个人身自由。老头扫地出门之后，这幢宽大的房屋就表现出了它绚丽的生活色彩。；三兄弟经常在这里组织家庭舞会，灯红酒绿，和熙温馨，通宵达旦。但每到深夜，那些相约而来的妙龄女郎，都一齐昏厥，三兄弟及其同伙，就集体奸污作案。原来他们适时在招待女舞伴的饮料里、夜宵里巧妙地放了麻醉药。这样的舞会开过几次，镇上数十名有几分姿色，而又好虚荣、赶时髦的女青年都落得个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听说其中还有几位是干部和中学生，家庭的政治背景还算不错的哩。从此秦氏兄弟更认为得寸可以进尺，横行可以无忌，万物皆备于我。至于后果呢，没有什么后果，“老子家三代贫农，至多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三兄弟经常重复紫嫂说的这句老话。有这样的胆识和理论，三兄弟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一个女中学生拘押在家中的一间密室里，轮翻淫乐，发泄兽欲达半月之久。其间，他们三兄弟将赤裸裸的、肮脏的兽行发挥到了极致。
　　话休繁絮，这个女学生失踪半月之久，家长、学校都十分着急，最终由知情者密报，此案告破。我的天，正象俗语所说的，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这间房子里珍藏着黄色书刊，反动读物，麻醉药品，火枪凶器，吗啡鸦片及性犯罪的大量证据。进一步侦察得知，最近镇上几起重大的贩毒和抢劫案都与他们有关。老师们七嘴八舌议论之余，断断续续地回忆起这几兄弟过去生活中的一些“闪光点”。有人多次看到至仁小时候朝学校的水井里撒尿，校领导把这事告知紫嫂，没想到她却说：“没关系，娃儿的尿吃了是败火的。”嘻嘻一笑算是答复。有次至孝抓住一根毒蛇，握在手里走遍十多间教室，学生们纷纷避开，胆小的女生们更是尖叫着逃窜。紫嫂见了，不无开心地说：“胆子大点好，将来不吃亏，少受欺侮。”还有占着乓乒球台不让别人用，往“牛鬼蛇神”们或对立派的门窗上糊屎，骚扰女学生，打群架，小偷小摸遍于校内外更是家常便饭了。又是蔡老夫子一语道破地说：“他们犯罪的社会基础，家庭条件和心理因素倒是早就具备的，出事情只是早晚的问题。但层次升华得如此之高，时间见效如此之快，波及面如此之广，倒是有些出乎意外。文革结束了，但打扫文革泛起的残渣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奏效的。不过一个家庭毕竟只是一个家庭，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必竟是总趋势，诚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人又在这段评论后面加了一句：“信哉、斯言！”